人活着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自己说了算，能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轨迹。但现实是，绝大多数人都被时代的浪潮推着走，个人的选择空间其实很有限。这种被动性不仅普通百姓如此，就连那些能在史书上留名的大人物，也逃不过这种身不由己的境遇。1968年，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的戚本禹摊上了大事。这个身份显赫的干部突然被押送到秦城监狱关押，成为他仕途中的重要转折点。当时正值特殊历史时期，这位原本活跃在权力核心圈的政治明星，毫无征兆地失去了人身自由。他这段漫长的牢狱生涯，得从1966年接棒田家英的工作开始追溯。究竟是何缘由让他在铁窗后度过了十八个春秋？命运的转折点正是始于那次岗位交接。

田家英曾长期担任毛主席的贴身秘书。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因出众的文字功底被委以重任，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多个要职，主要负责统筹管理机要文书部门的工作。毛主席特别欣赏田家英撰写的各类文稿，认为其行文既精准又富有见地，因此对他格外倚重。凭借这种独特的文字才能，田家英逐渐成长为毛主席决策团队中的核心成员。1966年那场特殊运动爆发时，整个社会局面变得难以预料。每天的政治风向都在剧烈变化，即便是立下汗马功劳的高层人士，也无法单凭资历或职位高低确保平安。当时连周总理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也面临着各种棘手状况。直到最高领导人公开发表讲话后，某些激进分子的行动才逐渐收敛。田家英虽长期担任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却因政治理念存在分歧未能幸免于特殊时期的批判斗争。身心遭受重创之际，这位性格刚直的知识分子在生命最后时刻仍恪守职责，提前完成所有公务交接后，选择以极端方式告别人世。五月中旬的某个工作日，戚本禹作为田家英团队核心成员，收到上级当面转交的公务材料。据工作记录显示，这对上下级在五月下旬的例行会面中完成了重要资料交接流程。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让身边同事离开后，将自己反锁在永福堂西厢房内，以极端方式捍卫人格尊严，生命定格在44岁。这场发生在特殊年代的悲剧，最终以当事人主动选择离场的方式画上句点。

田家英去世后，戚本禹接手其职务，开始全面负责秘书室日常事务。当时秘书工作系统出现人事变动，戚本禹正式接管了原属田家英分管的各项工作职责。戚本禹能够接手这项任务的关键原因在于其特殊身份。当时他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核心职务，与关锋、王力同为领导小组骨干成员。其专业能力尤其突出，特别是文字写作方面展现出过人水准，比如他撰写的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研究文章就曾获得毛主席的专门批示认可。戚本禹的老家在山东威海，他出生那年正赶上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这位山东汉子的人生起点与1931年那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紧密相连，出生时间恰好定格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动荡岁月。戚本禹打小就生活在动荡岁月里，没少吃苦头。好不容易熬到1949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组织的一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组织部门注意到其出色的文字功底，将其调至首都负责机要文书。五十年代中期反右运动兴起时，戚本禹牵头联合七名同事上书，指出中央秘书室存在工作疏漏。这份意见书却招来严厉批评，紧要关头，毛主席亲自指派田家英出面，帮助戚本禹等人化解了困境。

戚本禹对田家英的感激之情格外深厚。当时田家英不仅在工作上时常关照他，还主动帮他解决刚到北京时生活上的各种难题，两人逐渐建立了密切关系。然而随着后来局势变化，戚本禹也开始承受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早上，时任中组部负责人安子文忽然给戚本禹打来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安排：当天下午两点先与王力碰头，随后一块儿去田家英住处聊聊具体情况。电话里安子文把情况说得很明白：组织已经定了要换人，由他顶替田家英的岗位，田家英本人则要暂时停职在家反省。得知消息后，他胸口像塞了团乱麻，可再堵得慌也只能咬牙咽下。当天下午，安子文带着戚本禹和王力直奔田家英住处。见面后，安子文直接向田家英传达了上级决定，要求其尽快完成工作交接。戚本禹当天就留在现场开始接收田家英负责的具体事务，整个过程由王力全程见证。会议室内，安子文和田家英偶尔低声交流，其余人始终保持着沉默。虽然表面看起来一切如常，但田家英眉宇间压抑的苦涩情绪，在场众人其实都心知肚明。次日，田家英选择结束生命。随着戚本禹接手新职，他在动荡年代迅速崛起成为核心人物，政治影响力持续扩大。

在权力攀升过程中，戚本禹逐渐迷失自我心态失衡，其主导的诸多不当行为造成恶劣后果。历史资料显示，他涉嫌策划针对多位开国元勋的迫害行动，这些决策失误直接引发社会动荡并带来巨大负面效应。1967年夏季发生的七二零政治风波引发高层震动。毛主席对此事作出严厉批评，要求彻查相关人员责任。在这场权力博弈中，戚本禹、关锋、王力三位核心人物被认定需承担主要责任。面对追责压力，戚本禹为求自保率先发难，将矛头指向关锋、王力及江青等人，这举动立刻引起江青、康生等人的激烈反弹。随着高层角力加剧，三人政治地位迅速动摇——关锋与王力最先被带走接受组织审查，随后戚本禹的政治生命也进入倒计时。戚本禹事件的处理过程颇具波折。据公开资料记载，当局最初其实给过机会，希望他能主动反省、纠正错误。但这位当事人并未配合，反而态度依然强硬。直到1968年，才正式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启动隔离审查程序。说白了就是先进行政治审查，之后按程序关进了北京著名的秦城监狱服刑。

1980年，北京市公安机关根据法律程序对其实施刑事拘留，针对其涉案情况展开全面复查。这一年司法机关重启案件核查工作，依法对其采取强制羁押措施。据官方记录显示，当年公安部门正式启动案件重审流程，对当事人实施立案侦查。1983年，北京中院针对该案作出刑事判决，认定其存在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及聚众打砸抢三项违法行为，综合判处18年监禁。值得注意的是，其服刑期从1968年案件实际发生时间起算。1986年秋天，戚本禹服刑期满走出监狱大门。重获自由后，组织将他安置在上海图书馆的藏书部门担任文献整理员。这份工作虽然普通，但让他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干了十来个年头，最终以普通馆员身份退休。令人意外的是，这位曾经的"特殊人物"在退休期间还参与编写了《中华易学大辞典》，更与人合著了剖析历史人物心理的《大人物的变态心理》等学术著作。这位人士在2016年永远离开了我们，生命定格在八十五岁的光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