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西方而言，中华文明自古就表现出了显著的群体特征，因此放眼望去，中华民族总给人一种“到处都是人”、“集体协作”的感觉。而自古以来，进入“体制”、成为有“组织”的人、死后埋入祖坟成为了个人终其一生的追求，反之，被逐出集体，“家谱除名”、“流放三千里”成为个人最痛彻心扉的惩罚。

中华文明之所以呈现出了深入骨髓的群体特征，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华文明起源太早。如果将轩辕黄帝统治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起始点，很显然尚处新石器时期的中华文明生存的自然环境太恶劣了：史前动物体型庞大、攻击性强，对人类的杀伤太过显著了。

对此，《吕氏春秋》中也特别解释道：个体的力量非常有限，但汇聚成群体便可以“服狡虫、制禽兽”，史前巨型动物对中华民族的威胁可见一斑。

既然个体汇聚成群体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那么接下来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无法回避了：谁做群体的领导者？这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君主、皇帝。《吕氏春秋》中也将此问题提升到很高的高度：“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君主？这显然成为了中华民族往后几千年探讨的重大命题，并以此形成了许多哲学流派：道家、儒家、法家、名家、墨家等等。

随着位于西北边陲的秦国“一鸣惊人”地崛起，且完成了大一统伟业，制度层面上的中央集权得到了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可，法文化走上历史前台；而随着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之后，血缘层面上的亲文化也完成了集权和统一。自此，中华文明形成了权力集中和“血缘传导”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并摘得了国法、道德的制高点。

国法和道德，两个理论上没有任何“瓜葛”的事物，本不可能“和谐共处”、互为补充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对立关系。因为国法具有人人平等、不留情面的特点，犯了错会被执行必然施以刑罚，故而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

而道德则人情味浓厚，具有因人而异的特点，犯了错也多停留于谴责层面，难以动真格。如果是家人犯了错，必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另外，道德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标准多来源于圣人和家长，因此常常看到这样一个场面：圣人或者家长将晚辈呵斥到面前，声色俱厉地一顿道德谴责，直至晚辈自惭形秽、悔不当初。

那么“法文化”代表的国法和“亲文化”代表的道德之间的PK，谁最终占据了上风？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以“亲文化”为基石的道德显然占据了上风，成为了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主抓手，而法律因为其丝毫没有“人情味”而形同虚设、章法废弛。故而历朝历代都能出现一种揪心场面：皇族少爷个个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样样俱全，这就是亲文化过度泛滥的结果。

为何“法文化”和以“亲文化”之间的PK，“亲文化”会占据上风？这主要是因为二者之间的较量，本不属于实力对等的较量。理由如下：

1，中华文明群体化特征，决定了“亲文化”必将牢牢占据制高点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起源太早，面对的自然环境又极其恶劣，故而不得不“报团取暖”。在抱团过程中，哪些团体的力量值得信赖？哪些又是外人必然有所区分？必然又会触动人类敏感的神经。

在这个区分和甄别过程中，亲人作为“屋里人”更值得信赖，故而有“打虎亲兄弟”、“战场父子兵”的说法。周朝建立之初更是直言不讳地将“亲疏有别、上下有等”写入国策，获得了孔子的高度认可。随着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亲文化实力大增，成为了治国理政的不二选择。

故而作为一国之长的君主拥有绝对权力，手握生杀予夺大权，但因为亲文化的“泛滥”和血缘关系的“集中”，作为一国之长的皇帝不能简简单单理解为管理者、官吏，而转变为“父母官”和“君父”，被管理的老百姓也不能简简单单理解为“人民”，而是自己的子民、孩子。

2，国法铸就秦国一跃而起，却又流星般陨落，为“法文化”的败北铺平了道路

纵观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属于国法的高光时刻不多，难得一见的秦国凭借着“因功受爵”、“以法为教”，大搞普法运动而一鸣惊人，创立了千秋伟业。但随着秦始皇的突然离世，被推上前台的秦二世因为无能和愚蠢，将大好的秦朝葬送，连同葬送的还有国法的威望。国法的流星般陨落，必然为法文化的败北铺平了道路。

综上叙述可知，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是亲文化和法文化不等对PK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