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底，哈尔滨731基地的魔窟里，卡车送来了四个健壮的中国人。大木军医官接下了这四个中国人，作为新的“马路达”进行细菌实验。

高桥加代

女军医高桥加代负责给这些人注射细菌，她好奇地问起了这些中国人的情况。按理说军医不准过问“马路达”的来源，可是大木军医官见高桥加代很感兴趣，就破例告诉了她。

这四个中国人是大连日军宪兵队“特别输送”来的，大约在一个多月前的一天夜里，新京特工部捕获了一组来自大连的神秘电波，经过特殊处理后发现电波来自当地的一家照相馆。——《高桥加代日记》

大连日本宪兵队立刻出动，逮捕了照相馆的老板李忠善和一个叫沈得龙的青年，在照相馆的暗房里找出了一个微波电台。沈得龙被捕后，日军宪兵队对他进行突击审讯，一番严刑拷打下来，沈得龙扛不住招了。

王耀轩（左）、王学年兄弟（档案馆藏）

从沈得龙的嘴里，挖出了他的上线王耀轩、王学年兄弟二人，日本宪兵对王家兄弟使用酷刑，企图从他们的嘴里套出八路军地下组织的特工网。可是王家兄弟不比沈得龙，宪兵们无论使用何种毒辣的手段都不能使他们屈服。

大连宪兵队使用了灌水、火烧等酷刑都无法奏效，又使用了钉手掌的酷刑，王家兄弟的双手被钉子钉穿在木板上，剧痛让他们几度昏迷过去。可是用冷水浇醒后，他们依旧咬紧牙关不肯说。

在那几天时间里，宪兵队还使用了“穿铁丝”的酷刑，就是将生锈的铁丝刺穿小腿的肌肉，将王家兄弟二人用铁丝串在一起，只要其中一人稍微动弹，扯动铁丝撕裂肌肉，就会带来巨大的痛苦。

可是，“穿铁丝”酷刑依旧不奏效，吓不倒王家兄弟。宪兵队这才明白，王家兄弟是不可能招供的了，对于这种意志顽强的抗日分子，唯一的办法是送他们去731基地做实验，这是他们唯一能对日军有用的地方。

于是，在1944年的2月20日那天，王家兄弟、沈得龙和照相馆老板李忠善，一共四个人都被大连宪兵队“特别输送”到了731基地，供给日本军医做实验用。这就是四个新来的“马路达”的来历。

高桥加代听了这四个人的经历，对他们没有半点的同情。她更期待的是这些人将如何进行实验，从他们的身上将得到什么样的数据。她期待这场实验的到来，并希望从中获得勋章。

四个人被关押在四方楼的二楼监室里，作为年纪最大、最“顽固”的王耀轩最先被注射了鼠疫病菌。高桥加代给他打针时，他把手臂上的袖子撸得高高的，对高桥加代表示极度的蔑视。

高桥加代被激怒了，故意把针头在他的血管里乱搅一气，他的脸上因为疼痛而抽搐起来，可是他那种凛然不惧的神色依旧不改，他炯炯有神的双目投射出坚定不可撼动的光芒，高桥加代不敢正视他的眼睛，打完针后就匆匆离开了。

当四个人都被注射鼠疫病菌后，病菌很快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效果，病菌以极快的速度吞噬着他们的血肉。哪怕是身体再强壮、意志力再强大的人，也抵挡不住病菌的侵害，很快沈得龙第一个倒下了，脸上出现了溃烂。

沈得龙没日没夜地哀嚎，乞求日本军医给他打一针解药，可是没有人肯理会他，他现在的任何哀嚎都是徒劳的，日本人只想用他的身躯饲养致命的病毒。对于这种出卖战友的人，日本人也看不起他。

其余三个人也开始出现了症状，尽管他们蜷缩成一团咬牙坚持，没有发出痛苦的哀嚎声，但从他们日渐消瘦的身体和变色的皮肤上，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被病菌吞噬得差不多了。

大约过了五天之后，大木军医打开监室的大门，发现四个人都只剩下了一张干瘪的皮囊，就连意志力最强的王耀轩也奄奄一息了。大木军医兴奋地宣布“手术”开始，日本兵用推车将四个人推进了解剖室。

高桥加代解剖的第一个人就是王耀轩，他只剩下一口气还吊着性命，眼睛却依旧瞪得大大的，仿佛那病菌无法侵入他的眼球，无法扑灭他眼里的怒火一样。

大木军医用冷水冲了他的身体，用锋利的柳叶刀划开了干瘪的皮肉，取出了还在跳动的心脏。这颗心脏已经被病毒深度侵蚀，可是奇怪的是还依旧很有活力，这真是一个医学奇迹……

王耀轩的心脏被放入了一个特制的玻璃器皿里，在显微镜下对切片进行观察时，能够看到正在活动的鼠疫病菌。王耀轩的器官，凡是有用的地方都被制造成了标本，用来研制杀伤力巨大的武器。

其余三个人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活体解剖了，他们感染了病毒的器官都一一装进培养皿里，制造成了鼠疫细菌感染的典型标本进行对比。

活体解剖进行了一天才结束，当高桥加代走出解剖室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鉴于高桥加代在解剖中的出色表现，她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枚“医护精英”勋章。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夕，731基地销毁了所有证据，这些收藏着四个八路军战士的培养皿下落不明。

可是日军的暴行留下了证据，高桥加代被俘后交出了她写的日记，这本日记清楚地记录了这桩暴行，成为了日军的凶残铁证。高桥加代在日记上忏悔：

日军实在太残忍了，四个八路军战士被做成了标本！

几十年过去了，再回头看这段往事，依然令人感到气愤和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