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布在杀死董卓后的境遇,尽管官职、爵位、兵权都有了,在王允这个“士大夫”典型代表眼里,还只是个“剑客”一般的人物。
不过,吕布这样的人,对于乱世新秩序的嗅觉,远非王允这样的端方君子可比。
要知道,一纸诏书,万军束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说啥都不如自己手里有兵香。
吕布在丁原和董卓的麾下,并没有独立领兵的机会,所谓的“并州骑兵”统帅或是“羽林骑”主官的说法,都只是望文生义的想象,他就是个中级武官身份的“大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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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吕布本人没有“私兵”,只不过,他的幸运在于,当他下手的时候,董卓也没有。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董卓那是大军阀,是军阀就得有私人军队,而董卓的军队标签就是“西凉军”,也就是凉州来的羌胡兵,这部分人只听董卓的话,数以十万计,才能把持朝廷,威震天下。
其实,这是错的。
董卓整个军事生涯中,独立统帅的兵马也没到过10万,最多的时候是公元184年,董卓受张温派遣,分兵3万讨伐先零羌,之后到公元188年,董卓与皇甫嵩分兵救援陈仓,各统兵2万人。
当然,这支军队虽然总数有限,却长期跟着董卓,在关中、凉州,和叛军来回拉锯5年,从临时编制,快变成常备军了。
到了公元189年,汉灵帝征召董卓入朝为少府,被董卓以部下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的名义拒绝了,他的底气是什么?
难道说,朝廷坚持,他就敢造反吗?当然不是,所谓湟中义从,也就是在今天青海、甘肃一带招募的羌人志愿兵,而秦胡,一般的解释是胡化的汉人,董卓借他们这些“不知礼义”的蛮夷兵之口,向朝廷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原话是: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
啥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朝廷募兵应该发给的钱粮都没发够,老婆孩子正在忍饥受冻。
简言之,东汉王朝派出镇压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王国、马腾叛乱的兵马,由于朝廷财政破产的缘故,根本养活不起,一直靠着将领们糊弄,你把我董卓换走,不怕他们造反吗?
汉灵帝认了,所以史书上才说: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
没钱啊,当然没法“制裁”董卓,不是没法消灭他,皇甫嵩当时完全有条件歼灭董卓所部或是斩杀他,但是,朝廷“理亏”啊!
所以,对于董卓的部队,汉廷非常紧张,在汉灵帝将死之时,把董卓调任并州牧,命令他把部队交给皇甫嵩,结果,董卓又拒绝交出兵权,反而驻军在河东郡。
这就意味着,丁原的并州刺史在前,董卓的并州牧在后,丁原带着并州兵改任骑都尉,调到了河内郡驻扎,而董卓带着自家的凉州、三辅兵,以并州牧的身份在河东郡驻扎。
问题在于,董卓真的把2万兵都带走了吗?《后汉书·皇甫嵩传》提供了一个旁证,说的是公元190年,董卓逼天子西迁,皇甫嵩被征召担任城门校尉,他的长史梁衍劝说他时提到:以将军之众,精兵三万,迎接至尊,奉令讨逆。
可见,皇甫嵩的关西兵马已经从2万人,增加到了3万人,也就是说,董卓2万兵马有一半,在东去并州的时候,转交给了皇甫嵩。
正因为如此,董卓入洛阳时,只带了步骑3000人,并且没有后援,如果有,他也不用搞什么疑兵计,让军队晚上出去,白天再入城,凑数儿,吓唬公卿百官了。
换句话说,东汉王朝就毁在了3000步骑兵手里……紧跟着,何进、何苗兄弟的兵马“归于”董卓,又杀丁原“并”其部下,注意这俩动词的不同,一个是主动归附,一个是吞并。
所以,董卓真正用以与关东诸侯对抗的数万兵马,其实绝大多数是别人的兵,这也就难怪他在洛阳周边四处劫掠,又匆忙迁都长安,根本原因不是他太强大、太暴虐,而是因为他太弱、太穷,已经破产的东汉朝廷,要养活这几万雇佣兵,除了抢劫,没有任何办法。
不这么干,他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早让兵变的士兵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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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到了长安,整个形势有多大变化吗?并没有。
由于关东联军和朱俊的迭次西征,董卓只能将最信赖的凉州兵搭配着并州兵,监督着其他部队,在函谷关一线的弘农郡布防,这也是牛辅、李傕、郭汜、樊稠等凉州人全都领兵在外的原因。
而董卓的身边,要么就是心怀鬼胎的公卿百官,要么就是唯利是图的募兵卫士,而东汉旧制,内外朝权限分割,都城内的兵权一直由宦官或外戚统辖,外朝大臣不得染指,也就使得对董卓反对最烈的“士大夫”们手里根本没兵。
比如,堂堂的越骑校尉伍孚要诛杀董卓,竟然只能怀揣利刃,见面捅他,而董卓一通挣扎跑了,招呼左右才杀了伍孚。
可见,董卓虽然跋扈,在朝堂之上,也不能随时带着左右近卫护身,这个条件下,吕布这个角色就成了绝对的“关键先生”,他有比二千石的武职,有资格上殿,又和董卓誓为父子,也就成了董卓的最后一条防线。
在这条防线之外,是董卓厚养的长安驻军,这些人仍以汉廷的中央军名义存在,有五校、卫士之名,可哪怕如此,董卓仍旧防备十足,在长安城东建设了堡垒居住,到了他被杀那天,从堡垒直至未央宫门,沿路都部署了警戒,所谓:陈兵夹道,自垒及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匝,令吕布等捍卫前后。
翻译一下,就是沿路左边步兵,右边骑兵,驻军一圈又一圈,又让吕布等在身前身后护卫。
说到这儿,就得纠正一个常识。
那就是,靠着兵马杀人来威慑的“权臣”,从来不是真正的“权臣”,这恰恰印证了他对于形势的控制不足,真正的权力控制,有以下几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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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等级就是下面人想不到反抗;
次一等的是下面人下意识地不敢把反抗当做行为选项;
再次一等是下面人害怕反抗的后果预期,而不敢反抗;
最差一等是下面人随时都会反抗,有力量随时来镇压。
董卓的军事恐怖统治就是最差的这种,虽然摆出了一副不可战胜的姿态,其实是恐惧和愚蠢所驱使的,因为根本不知道谁会对自己发难,只能把所有人都当做潜在敌人。
恰恰由于这种无差别怀疑,往往会变生肘腋,因为一件小事,就会将“自己人”推到反对者的行列,这时反而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