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受统治者素质及其文化爱好的影响，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因此必须从客观史实出发，全方位多层次地深入剖析文化政策的成因。

隋王朝国祚较短，却实现了南北方的再一次统一，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统治者及时调整文化政策，以维护新生政权，稳定政局。

隋王朝建立，隋政权的巩固，是隋代文化政策颁布、实施的首要前提。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五月，宣帝宇文赟病死，年仅八岁的宇文阐继位，是为静帝。

杨坚以宣帝皇后父身份，自为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

次年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周静帝下诏，禅位于杨坚，杨坚受册玺即皇帝位，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

隋朝建国之初，政权未稳，北有突频频侵扰边境，南与陈隔江对立，当务之急是稳定政权，巩固统治。

为加强中央集权，隋文帝对旧有政治制度及行政机构加以整理和改进，形成了一套为唐宋至明清各代所沿袭的政治制度。

此后，隋政权日益稳固，北方边境战事也捷报频传，突屡次战败，最终请降言和。

据《隋书·高祖纪》记载，开皇四年二月，突苏尼部男女万余人来降，突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属来降。北方边境日益安定，隋王朝北方边患已告解除。

南下伐陈时机成熟。开皇八年(公元588年)三月，隋文帝下诏历数陈后主罪恶，指出陈后主

“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有踰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尽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恶，祭鬼求恩”。

诏书描述陈后主荒淫无道，众叛亲离，已致天怒人怨，为南征出师正名。同年九月，宴南征诸将，为南征战士壮行。

冬十月甲子，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

于是晋王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州总管王世积出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率水军出东海。

八路大军共计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春正月，贺若弼率军攻占京口，韩擒虎自横江浦(今安徽和县东南)渡江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攻下姑熟(今安徽当涂县)，两路大军成钳夹之势，夹击陈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市)。

不久，攻克建康，俘获后主陈叔宝，陈灭亡。从永嘉末年算起，到隋灭陈，中国经历了270多年的长期分裂局面。

政局长期分裂，使南北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风格，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多元性和区域性的特点。

隋朝统一全国，为南北经济文化的顺利交流，创造了便利条件，这也促使隋代文化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带有多种文化融合的性质。

特定时期文化政策的内容、发展趋势，乃至最终成功或失败的结果，其根本决定因素是该时期经济发展实力和社会发展状况。

北齐、北周分据时期，“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堕素，奸伪尤滋”，隋王朝建立后，经济形势仍不乐观，“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田赋”。

此种情况出现，直接影响到隋王朝的财政收入，还不利于政府对百姓的有力统治。

针对这种现象，隋文帝下令“大索貌阅”，查实户口，叔伯兄弟以下，要求分居，各立户籍。后高颎又建议“输籍定样”，规定在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就近出巡民间，三五百户人家编为一团，重新定户上下。

隋文帝采纳了高颎的建议，这样一来，户口不再隐匿，政府直接控制的人口增多，这既保证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又扩大了府兵兵源，强化王权。

登上皇帝宝座之初，隋文帝下令罢酒坊，开放盐池、盐井，免入市门税，减轻赋役，“远近大悦”。

同时，依照北齐旧制，推行均田制。规定: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岁为老，乃免。

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

此外，隋文帝还统一了钱币、度量衡。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推行，无疑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经济秩序和统治基础，也就促进了隋朝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事业的繁荣，

经济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农业人口的激增和府仓存储的富有。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后，人口大概有三千二三百万，到了炀帝大业五年(公元 609年)，全国人口数为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

短短二三十年之内，人口骤增三分之一，和隋文帝在经济各方面的改革是分不开的。

《通典》卷七《食货典·丁中》记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多着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京都及并州(山西太原)库布帛各数千万。

库藏之富庶，为南北朝时期所不及，这也说明了隋文帝经济改革措施取得了较好效果。

经济繁荣的又一表现主要体现在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隋代官府手工业管理部门众多，分管事项具体。

例如，太府寺下辖左尚方署、右尚方署、司染署、掌冶署和甄官署，其中左尚方署掌管车辇、织扇、胶漆、画镂;右尚方署分管皮毛、胶墨、席荐;将作寺下有左校署(掌营构、木作、采材等事)，右校署(掌供版筑、涂泥、丹，并烧石灰等事)。

管理机构叠加，管理事项分工细致，是手工业发展门类众多的表现。这一时期的家庭纺织业也是十分发达的，隋文帝用以赏赐征战士兵或王公大臣的布帛，动辄上万段，这些布帛取之于民，自然能反映出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蜀郡等地“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于国”。

可见，纺织业传统发达地区仍然保持着先进水平。青瓷烧造到北朝末年已很成熟，隋代青瓷烧造技术有显著提高，瓷器在烧造过程中变形和损坏程度大大降低。

不仅如此，还能烧造出色调比较稳定的白瓷。隋代造船技术达到较高水平，隋南下灭陈以及隋炀帝巡幸江都所用之船，规模宏大，数量巨多。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和保证，文化政策的制定和运行，直接受文化事业发展态势决定。

隋王朝统治者制定文化政策，必须根于王朝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