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某个日子，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各界名流。黄杰，徐向前的配偶，作为陪同人员之一，协助周恩来接待宾客，忙碌不已。

活动结束后，周总理特意安排了一场小型聚会，用以感谢那些一直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总理手持酒杯，缓步走向黄杰，面带微笑地说道：“小黄，今天见到你，让我回忆起一段往事。我想借此机会，向你表达一份迟到了20年的歉意。请饮下这杯酒。”

黄杰一时没反应过来，不明白周总理为何向他致歉。直到周总理提起那件事，黄杰才明白过来，笑着说：“总理，真没想到您还记得这事，其实该道歉的是我！”

话音刚落，他们相视一笑，默契地放声大笑。

周总理和黄杰之间具体谈论了什么内容？他们为何需要向彼此表达歉意？

1928年，黄杰从黄埔军校毕业，随即组织并指挥了九岭岗农民起义。起义受挫后，他奉命转移至上海，执行新的革命任务。

那时，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特科”工作，急需一批政治立场坚定、能力出众的骨干，特别是女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黄杰被选中，承担起秘密联络交通员的重要职责。

地下工作的纪律性极其严格，特别是对于交通员而言。他们的联络对象都是事先确定好的，不能随意更改。比如，今天安排你给张三传递情报，明天又让你去李四那里取物品，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很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结束后，受组织安排前往苏联进修，进入知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那里，他掌握了一些“内务斗争”方面的技巧，实际上就是关于秘密战线的专业知识。

1930年，刘伯承从国外返回，选择在上海定居。他以“林植木”的化名，在法租界豫园路一条安静的巷子里租了间房子，与妻子吴景春共同生活。在此期间，他表面上是一位教授，实际上则秘密从事地下工作。

这天，周恩来安排黄杰去给刘伯承传递一份重要情报。为了不引起怀疑，黄杰打扮得像普通家庭妇女，穿着旗袍，手里拎着一罐高档茶叶，假装去朋友家串门。实际上，情报就藏在茶叶罐的底部。

黄杰准时抵达刘伯承住所附近，先环顾四周确认无人尾随，随后抬头望向刘伯承家的阳台窗户。

黄杰和刘伯承事先约定了一种信号方式。他们商定，如果周围环境安全，刘伯承会在窗边挂一条红色丝带作为安全信号。反之，如果看不到这条红色丝带，就意味着形势危急，必须立即撤离。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暗号是他们之间约定的紧急联络方式。

黄杰走到刘伯承家楼下，抬头一望，瞬间整个人都僵住了。刘伯承家的窗台上什么也没有，那条红头绳不见了。

黄杰察觉到刘伯承可能身份暴露，迅速撤离现场，返回向周恩来汇报情况。

黄杰刚进门，就看到周恩来满脸怒气，语气比平时严厉得多。他质问道：“小黄，你这么久去哪了？交代的任务为什么没完成？你这次可坏了我们的大事！”

黄杰迅速澄清，由于刘伯承家中突发紧急状况，他才没有前去拜访。

周恩来一听这话，立刻火冒三丈，厉声反驳道：“简直胡扯！刘伯承同志明明在家等你，而且发给你的信号也是完全安全的！”

刘伯承在家焦急地等待黄杰，但迟迟不见人影。由于担心黄杰可能被敌人抓走，他不得不违反规定，直接给周恩来打电话，汇报了交通员未到的情况，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周恩来迅速采取行动，指示所有与黄杰有过接触的人员立即撤离。他意识到情况的紧迫性，果断下达了转移命令，以确保相关人员的安全。这一决策体现了周恩来在危机时刻的果断和细致，以及对同志安危的高度重视。

黄杰一回来，周恩来紧绷的神经总算放松了。然而，得知她没能完成使命后，周恩来的情绪立刻转为愤怒。他误以为黄杰在路上只顾玩乐，耽误了重要任务，便忍不住对她大发脾气。

黄杰意识到无法为自己辩解，便默默承受了周恩来的责备，随后含泪离去。

刘伯承在黄杰离开后立即赶到，带着满脸歉意向周恩来解释。他提到自己原本在窗台上绑了一根红头绳，但妻子刚买了一只鸡，急需找东西绑住，无意中看到那根红头绳，便顺手拿来用了。她并不清楚那根红头绳对刘伯承有特殊用途，结果引发了一场不必要的误会。

周恩来后来意识到自己误会了黄杰，但由于事务缠身，始终没找到合适时机向她致歉。直到1950年，两人再次见面时，周恩来才终于提起这件事，为自己迟到了20年的误会向黄杰郑重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