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高决策层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说：“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体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大跃进”运动时期社会心理的酝酿、发展和变化也有一个蕴积过程，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带有被动性特征的，即毛泽东对于国内国际形势的估计，产生跃进式发展的构想，通过各级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群众性的酝酿和舆论宣传，从而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大跃进”的场景。

急于赶超发达国家的强烈意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过程中，就已在我党的最高领导中逐步萌生和形成。一方面，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由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一穷二白”的完全不对称的现状，给刚刚走上全国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以极大的紧迫感。同时，鉴于中国一百多年来落后挨打的教训。又给我党以不尽快改变落后状况，迅速赶上发达国家，就要被从地球上开除球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党不甘心落后的积极愿望，但更多的则助长和加剧了我们急于迅速改变现状，尽快赶超发达国家那种强烈意识的膨胀。另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赶超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意识作为一种潮流，普遍地冲击着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赶超意识使我党受到极大鼓舞而盲目汇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竞赛的赶超思潮之中，并迅速地趋向狂热，这在我党决策集团的心理中尤其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影响比较大。

二、新闻媒体的宣传鼓动作用

“大跃进”时期我国社会格局基本上是垂直隶属型结构，社会内部各组织，组织内部各个个体缺少应有的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地位，在信息传播方面是单一的纵向行政渠道为主。“谬误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大跃进”期间之所以会形成弥漫全国的狂热，和当时铺天盖地的宣传鼓动分不开，当时上至中央的《人民日报》、新华社，下到各地方的报纸、电台，包括一切大众传播媒体，在宣传舆论上进行持续“超饱和轰炸”，无疑会给人们的神经造成强烈的刺激，为“大跃进”运动进行舆论导向。当时，主观精神决定一切的唯意志心态，在对人的主观作用的宣传上，简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民日报》结合批判“反冒进”的形势在多篇社论中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有非常伟大的作用。”“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多快好省。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赶上英国，赶上世界一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起决定作用的，也不是时间，而是人。……是人的决心，人的干劲。”在舆论上营造“大跃进”的氛围，并愈演愈烈。正是在这种大氛围中，山西洪赵县设想了改造小麦的习性，让它与谷子嫁接，使麦穗长到8寸至1尺长，每穗结籽500粒，每亩250万株，亩产就可达89000斤，进而再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麦穗像石榴籽那样大，产量就无法计算了。对于这样的一个空想，当时党中央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不仅大加赞赏，而且还特转发给各地参考，并指示可以在报上发表。在这种情形下，各行各业的空想之风越刮越烈。

三、意识形态的灌输教育作用

意识形态具有确认现行政策合乎义理以及凝聚集体的功能，它是人类交往中形成的自我理解和解释的认知系统。作为社会生活的中介和社会融合的机制，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从某种角度讲，它可视作是节约管理国家的交易费用的有效工具，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它对政策选择的影响作用特别明显，而且往往超过了其它的制约因素。为了强化其作为观念工具的有效性，意识形态总是通过平民文化的教化，如诉诸公式、口号、标语等通俗化的形式而强化其效果，从而在社会团体中形成“对统治合法化的信仰”。在“大跃进”运动中，意识形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频繁而强大的共产主义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学习党的政策，统一全党全民意志和行动的做法，很快就促进了“大跃进”场景的确立，并为有关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合理性辩护，从而降低了特定政策的摩擦和运作成本。这种教育将社会整合成一个有利于对共同事业纯粹献身的庞大体系，人们虔诚地依附于政治共同体，并不断为之做出贡献。

四、传统文化心理定势的影响

不同的历史背景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积淀造就不同的国民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习惯。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持续的、厚重的中国文化积淀造就的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理念和生活习惯所形成的社会心理也具有自身的特性，由社会心理所支配的社会行为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特性。我国是皇朝历史延续最久的文明古国，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虽然经过近现代史上外来文化的多次冲击，但由于历史的积淀，在一定程度上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再加上长期的封建自然的小农经济的影响，我国又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因此，小生产者的依附心态和观念还有着广泛的市场。人们往往习惯把自己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寄托于某个“好皇帝”或“青天大老爷”身上，过分夸大对领导、权威的迷信和崇拜。解放后。这种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影响的心态和观念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建设事业，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以其杰出的贡献及其卓越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由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不健全，政治宣传所造成的巨大效应，在文化精神中时刻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毛泽东被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党的象征和当然的、无可替代的政治和精神领袖。由于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在“大跃进”的特殊的社会氛围中，作为一种心理定势时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观念，形成了顺从、从众、崇拜等社会心理，并在“大跃进”时期得到了充分发挥。

五、群体心理规律性驱动

社会一旦处于一种群体行为方式时必然受到一般的群体心理规律的控制和支配。群体心理影响群体行为的前提是必然客观存在一个或一些能够让后来形成的群体中的人“动心”的“诱惑”因素。在某种暗示的作用下，群体中异质性被同质性所逐渐吞没，整个群体包括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人在群体行为时，其理智水平处于最低状态，其理性能力处于最低状态，其判断能力处于最低状态。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在弗洛伊德“个人无意识”的基础上提出了“群体无意识”理论。这就是说，在群体的氛围中，一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在他进入一个群体时是经不住场景群体行为的冲击的。一般会很快“被淹没”而消失。个人的力量一般都会在失去理性控制的情况下发生放大、变性、变形、变向和变力。这样群体行为既可以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也可以是历史的破坏者。这种观点冲击了我们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的“群众是真正英雄”的观念。但是“大跃进”运动中人民群众也确实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它的客观性和规律性。

总的来说。影响社会心理的因素有很多，社会、文化与习俗、甚至包括天文地理等因素。其中社会生活条件是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人们生活的特定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会对人们的社会心理打上某种烙印。所以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人们对于一项社会政策的反应，也会由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感染而趋同于一致。综观整个“大跃进”运动时期社会心理由积极到狂热再到消极的发展和变化，无不是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下的结果。但是。究竟什么是导致社会心理根本性变化的内在依据呢?归根结底，这种变化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要求和规定的。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一个政党可以利用组织、行政命令等措施来推行决策，但是如果一项决策在根本上违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注定难以持久的，也是一定会受到抵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