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铅笔，看似简单，但它的制造涉及全球协作。

木材可能来自俄勒冈的森林，石墨来自斯里兰卡，橡皮来自马来西亚，金属箍来自智利的铜，黏合剂来自巴西的树脂，而组装可能在中国完成。

没有任何中央权威指挥这一切，而是通过无数个体的自愿合作，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这支铅笔以极低成本生产出来。

这就是自由市场的奇迹

铅笔的故事被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反复提及。

都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但中国也在享受着贸易全球化的便捷与福利。

中国人可以看着好莱坞的电影，吃着阿根廷和巴西的平价牛肉，用着美国的显卡打着自家的《黑神话悟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空前繁荣。

贸易全球化并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东西，它关乎每一个普通人，它体现在餐桌上，厨房中，衣食住行，方方面面。

正是因为自由贸易、跨国协作能最大化资源与技术优势，人类才能在短短几百年内创造出上万年都不曾有过的财富。

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在其《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化时代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啜饮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球各地的商品，并合理地期待这些商品能迅速送达他的门前；同时，他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将他的财富投资于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开发或新兴企业，并分享其未来的收益和成果。”

“他可以随时决定搭乘廉价而舒适的交通工具，前往任何国家或地区，而无需护照或其他正式手续；他可以派他的仆人去附近的银行办事处，提取贵金属以应对海外开支，然后随即出发去陌生的地方，而对当地宗教、语言或习俗知之甚少，甚至可能因陌生而遭遇轻微的不便。”

100年过去了，凯恩斯对他所处时代的描述与21世纪的我们高度相似，只是“电话”换成了“互联网”，“蒸汽船”换成了“航空和集装箱运输”。

这说明什么？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都是一致的。发展从来都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所以大争之世，对外争的是人心，对内争的是生存，是对美好的生活的捍卫。

但明明一个互利共赢的事物却总有人想要破环它，这是为何？

因为共赢不如独赢，雨露均沾不如一家独大。众所周知，公平竞争不会带来超额收益，垄断才会。

恰恰二战后的国际格局是两强争霸，冷战后的格局是一家独大。因此，无论是二战冷战，美国均是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最大获益者。

可由于自身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始，美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将自身由世界最大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债务国；推行去工业化，由世界最强工业国转变为依靠“石油—美元“的金融帝国。

这一系列的变化最终彻底摧毁了美国贸易顺差国的根基，让始于1870年、持续了整整一百年的美国贸易顺差彻底成为历史。

美国的“自甘堕落“并没有阻挡世界各国发展的决心，经济全球化让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多极化趋势，美国不再拥有绝对的政治、经济垄断地位。

同时，全球化也并非万能药。一百年前的凯恩斯就对全球化的弊端洞若观火：

全球化使资本流动更自由，但工人工资增长滞后，加剧社会矛盾，客观上造成了财富不平等。

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投机泡沫，如1929年大萧条前就发生过金融过热，形成金融不稳定。

同时经济相互依赖并不能完全阻止战争，如一战前的英德贸易未能避免冲突，一如当今的俄乌、俄欧关系，地缘政治风险仍在。

这本该是人类自我革新、共同携手解决的问题，但不同国家做出了不同抉择。

与其刀口向内，不如举刀向外。

美国知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知道。

马斯克带领“政府效率部”(DOGE)在搞改革，特朗普让制造业回流又何尝不是在尝试重铸根基？

但改革从来不是请客吃饭。对内动不了利益集团，就挥刀向更弱者。

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知道。

所以当关税大棒来袭时，我们选择集中精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

该调整经济结构就调整结构，该扩大内需就扩大内需，该给居民增收减负就增收减负，该改善营商环境就改善营商环境。

孟子有云：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我们必须做好自己，才能以自身的稳定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

所以大争之世，争的是一种理念，争的是一种关乎人类长久发展的根本世界观。

中国人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我们没有关上谈判大门，但也不会心存侥幸。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深刻地教育着我们，美好生活不会从天而降，宏伟蓝图不会自动成真，只有经受得起狂风骤雨的洗礼，才能让让世人见证“海纳百川”的从容与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