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陈曦 综合报道 2020年6月1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开始实施，这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内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 在这部法律中，多处阐明对医务人员的保护。例如，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全社会应当关心、尊重医疗卫生人员。此外，该法明确规定，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场所，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场所。 这些规定对于近期热议的防暴力伤医有何意义？近日，数位医学、法律专家进行了探讨。

司法机关有了介入“医闹”纠纷的权力 “用法律形式把医院列入公共场所，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医闹问题不再是单位内部问题，而是社会公共问题，国家将用刑法手段治理医闹行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高艳东说。 以前，医院是属于《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中规定的内部保卫范围，治安防范能力比较脆弱，一旦发生暴力事件，很难得到公安机关的及时处置，严重威胁着医患的生命财产安全。 高艳东说，医院被正式列入公共场所范围后，使医院的治安主体从“保安”上升到“公安”，司法机关有了介入医闹纠纷的权力。这是对“医闹”事件严重性的进一步强调，将其从行政法推向刑法高度，是对涉医违法行为打击处理力度的加强，也是对目前执法不严、消极执法的一种立法回应。 同时，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教授冯磊表示，“公共场所”的含义还不仅仅是保障，公共场所在空间上更容易形成开放性，成为向公众展览之物。因此，医疗机构也要逐渐适应医疗信息公开、透明和报告等要求，适应社会公众和有关机关监督管理的要求。这一方面，医疗机构也要有所准备。

2019年12月31日，在江西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医护人员为住院治疗的患者送去福字。 最好的执法就是最好的预防 医院为公共场所，在法律依据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在执行中能否得到落实？多位专家表示，最关键的是如何执行。目前，一些司法机关对医患纠纷都采用了“选择性执法”，没有进行严格执法。 高艳东说，执法机关和医院在多数情况下会基于患者的弱势地位，认为“死者为大”，同情患者、无原则迁就死者家属。医院方的忍气吞声，也是助长医患纠纷歪风邪气的原因之一。 “最好的执法就是最好的预防。”高艳东认为，如果在一开始出现医闹现象就进行行政处理，就可以把一些暴力伤医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出现伤医案件时，要第一时间进行司法处理，进入司法程序，根据犯罪情节对行为人定罪量刑，严格执法、司法，也将大大减少医患纠纷等职业伤害。 冯磊说，在司法、执法问题上，应该区分医疗纠纷与暴力伤医。“伤医暴力大都涉嫌刑事犯罪，与以民事争议为主的医疗纠纷是不同的，不能因为基础性的医疗纠纷，而淡化了对暴力伤医的处理。”

医院不能“只看病、不看人” 近年来，随着打击医闹的力度不断升级，根据相关数据，涉医违法事件今年大幅度下降，但是医院的患者投诉数量却在上升。 “加大力度打击医闹，固然可以震慑一些违法犯罪人员干扰正常的就医秩序，但即使再严格的执法，其实也不会完全杜绝医闹等行为的发生，”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说，他建议，医院应该要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例如加强对医院进出人员的安全检查，在急诊等关键部门配备足够的安保人员，对高危患者的家属，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 “对于保障医护人员执业安全的问题，在医院管理层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王月丹认为，“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还是领导责任不落实，在我国的暴力伤医事件中，还从未有过医院负责安保的领导被追责。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落实医生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除了多处明确国家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其第四十条规定：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坚持公益性质，所有收支均纳入预算管理，按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合理设置并控制规模。 王岳说，医院必须真正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办院理念，顺应国际医学理念的发展趋势，尊重和保护患者利益，将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将“治病救人”的行医目标，尽快转变为“帮助病人”的行医目标，“这才能让我们的医务人员安全起来，不能再只看‘病’，不看‘人’了。”

2019年12月31日，医务人员在南宁市第八人民医院参加义务献血，缓解“季节性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