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鲁迅为什么不主张采用请愿的斗争方式？

三一八惨案，刘和珍不幸罹难，鲁迅怀着悲痛的心情，蘸着血和泪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看得出来，鲁迅对于刘和珍的遇难充满了悲愤，对刘和珍乃至中国女子充满了崇敬，他写道：

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

通读鲁迅的作品，你便会知道他非常关注女性和儿童问题，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和儿童是被压抑得最惨的两类人，所以他奋力疾呼“救救孩子”，而见证了刘和珍的遇难，他悲愤说道刘和珍的遇难则以证明即使中国女子虽经两千多年的压迫依然勇毅坚韧，令人敬仰。

巾帼不让须眉，“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鲁迅甚至自愧地说道“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在刘和珍面前，鲁迅似乎觉得愧为人师，我是苟活者，她是献身者。

读到此，你会觉得鲁迅应该是非常赞同她们的行动，会高度认可此次的“三一八”惨案的意义。

实际上却相反了。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说得很明确了，没有太多深的意义，“三一八”惨案的遇难者，我很崇敬你们，我很悲愤，但此次的活动在庸俗的市民那里也就是饭后谈资，在恶意的文人那里就是流言的种子，就是抹黑的口实，除此之外的意义，那就似乎没有了。

这就是鲁迅的理性之处，从不为感情冲昏头脑，哪怕在群情激愤之中，也能时时保持理性分析的客观。

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靠请愿是推动不了的，靠徒手请愿更是推动不了的，在写完《记念刘和珍君》后第二天写的《空谈》一文说道“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这似乎有些让人费解，鲁迅自己解释道：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改革要改，斗争要斗，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正如花钱，吝啬不花那是错误的，但随意浪费更是不对，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任何时候，爱惜生命，生命是革命的本钱嘛。

看看《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在其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鲁迅，左联五烈士的案子牵扯到了我，我被通缉，但我不会坐以待毙，我也不会学那坐化的高僧，我留恋着生命，我会逃走，这就是鲁迅的斗争方式。

运交华盖，到处碰壁，那我就“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长夜漫漫，挈妇将雏，那我就“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只要还活着，就有无限希望。

正因为夜很长，所以命不轻授，更不贱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