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2月上旬，我又回到保定。火车到达保定时，已经掌灯了，我找了一家不起眼儿的小店安顿下来之后，回原来住的公寓取回寄存的柳条箱，准备明天去二师找侯薪传达省委的批示。 夜里十点多钟，我正准备就寝，忽听人声嘈杂： "开门！开门！""查店了！查店了！" 一伙持枪警察冲进来，闯入各个客房，警察的斥骂声和受惊旅客的呼喊声混成一片。我还没来得及处理手提箱里的文件，他们已破门而人。 "这是什么？"一个班长模样的警察抖动着从小箱中翻出的少奇写的那封已经显影的信！ "不知道。" "混蛋！放在你箱子里的东西，你不知道？" "那不是我的，是我的一个同学叫我带给他朋友的。"我一边支应着，一边想着对策。 "同学？哪的同学？他朋友在哪儿？"他满脸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我，吼道。 没等我答话，他又叫嚷："少给我来这套！我不管你同学不同学，东西在你这儿查出来，就是你的！跟我们走一趟吧！" 就这样，我被"人赃俱获"，押送到保定警备司令部，关押在军法处的拘留所里。 第二天审问时，我仍一口咬定那箱子不是我的，说我是北大的学生，叫石俭，这次是回完县老家（因前些日子在完县住过，情况较熟悉，故说了完县）。临走时，一个同学叫我把这箱子带给他在保定的老乡。我没看过里面装的什么，人家的箱子，我咋好打开呢？ 他又问："你的同学叫什么名字？"我随便编了一个名字告诉他。 他一边听着我的申辩，一边打量我，停了一会儿，他点头道："哦！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既然东西在你身上，我也不能就这么放了你呀！我看你那个同学也不是等闲之人，要不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带？这层关系，你总脱不掉吧？" 我只得应付说："他们叫我参加过一次会，后来再没去了。"说罢，我装作真的什么都不懂的样子看着他。 他没再问什么，想了想，说："今天就到这儿吧，你回去再想想，想起什么，就来找我！" 在回拘留所的路上，押送我的警察问我："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我照审问时的口供说了一遍。他听我说是完县人，不觉亲热起来："你也是完县的？咱们是老乡哩！"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一到保定就出事，你想过没有，是不是有人知道你来这儿？" 我停下惊讶地望着他，不知如何回答。 他接着说："咱们是老乡，我看你也不像是坏人。跟你说吧，听督察处的人说，有个共党要员昨晚来保定。不曾想，没抓着那个大头儿，怎么把你给抓来了！我看你也不像什么大头儿呀！不过兄弟，既然你身上带着东西，也只好认倒霉吧！唉！"他是真心同情我。而我听了他的话，那分儿震惊自不必说了。我来保定的消息，敌人怎么知道的？一定是省委内部出了叛徒！是谁呢？ 我心中有了底，知道他们并不把我当"要员"，以后两次审问仍无什么结果。 保定警司的司令周志成不了解共产党，也不十分反对共产党（此人建国后任过河北省副省长）。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家里，很客气地对我说："今晚找你来，不是过堂，咱们随便聊聊。"说罢，盯着我看我有何反应。见我并不害怕，便又问："你是共产党吗？" "不是。" "你既然不是共产党，何以能带那么重要的信件呢？"他面带微笑，那眼神似乎在说："小伙子，别在我面前耍滑头！我什么人没见过？" 我又说一遍："只参加过一次会，别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问道："听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是这样吗？" 我明白，他是在设圈套引我上当，如果我反驳他，就是为共产党辩护，等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如果默认他对共产党的诬蔑，岂不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沉默片刻，我决定反驳他。 "我说过了，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有几个同学可能是，这我说不准。我从他们那听到过一些共产党的事。据我所知，你刚才所说的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之类，纯系谣言。据我的朋友说，孙中山先生都主张联俄联共，可见共产党也是革命的。不然，孙先生为什么会和它联合呢？" 他举手制止我继续说下去，以长者的口气说道："好了，好了！这我知道。不过，你们年轻人不要听信共产党的宣传，当今是国民党统一中国，蒋主席领导革命！"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他再没有提审我。 在保定警司关了五六天，便将我转到北平审理。 一个副官持枪押着我上了去北平的火车，途中，我企图跳车逃跑，但那副官看管很严，寸步不离，而且像是知道我的心思似的，一再警告我："你别想跑！你跑不了的！""老老实实给我呆着，不然没你的好儿！""放聪明点儿，别自找麻烦！"他还不时拍拍身上的枪，表示他不是开玩笑。我只得放弃逃跑的念头，被押解到北平，交给当时的河北省卫戍司令部军法处。 河北省卫戍司令部坐落在王府井附近帅府园胡同路北的一个大院里，军法处没有拘留所，只在司令部后院有一个禁闭室，平时用来关押犯错误的官兵。这是一排打通了的西厢房，用矮木栅栏隔成六七段。所以被禁闭的人之间，以及他们与看守之间都可以随便交谈。据一位副官讲，军法处的处长叫张仿，是河北省南宫县人，与卫戍司令商震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信佛，人称"张善人"，对共产党不甚反对，也不支持。商震觉得军人杀人害命太多，想作些善事以补过。所以请了这位"善人"来当军法处长，其用意显然是想少杀人的意思。 我在这里受审两次，都是张仿亲自过堂。 第一次简单地问了姓名、住址、职业及为何带那封信，等等，我仍照在保定的口供说了一遍，就被送回禁闭室。 第二次，他开口就问："你看过国民政府惩处反革命条例吗？" "没有。" "你不承认你是共产党是不行的！仅凭你带的这些共产党的书信，就可以送你到法院去判刑！"说罢，他拿起桌上的一本册子，翻了翻，说："这条例上明文规定，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判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仅仅参加反革命组织者，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监禁。'你和你的同学显然都是共产党，你若不是共产党，他怎么能让你带那么重要的信呢？" 到了这一步，我似乎已无法再抵赖，但又不死心，便答道："我的确不是共产党。他是不是，我不知道。不过，他倒是给我讲过共产党的事，叫我多和他联系，但确实没叫我参加什么组织……"他打断我的话，说："好啦，就算我相信你的话，但你有证据在我们手上，总不能'无罪释放'吧？" 我不再说什么，一副任凭他处置的态度。"看你这么年轻，我就不送你上法院了。就按参加'反革命组织'这一条，判你八个月的监禁吧！"说罢，挥一下手，我又被带回禁闭室。 不几天，又转来两个保定二师的学生﹣﹣张承恩和葛永胜，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因为在街上散传单时被捕，没有暴露身分，只说传单是刚拣到的，没向别人宣传。所以他们被判四个月的监禁。还有两个唐山纱厂的工人，记得其中的一个好像叫刘玉书，另一个叫王玉露的，解放前曾在冀东区党委工作。他们因组织罢工而被捕，转来北平。得知他俩都是党员，我告诉他们在过堂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但是，他们只在这儿呆了三四天就转到法院去了，听说判了几年刑。其他"犯人"，除了一个贩毒分子不几天就转送法院外，都是因违纪而被禁闭的宪兵。 我们这些人，由宪兵队的宪兵看守。第一任班长很坏，不久就调换了，新来的班长对我们比较宽和，平时，我们常聊天。一个看守是完县人，我就和他攀老乡，时间长了，我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便托他给我的"家属"寄信。这封从邮局寄出的信，其实是写给党组织的，说我"因病在北平住院"，暗示我被捕转押在平。不几天，省委领导的"革命济难会"很快就派人来"探监"，给我送过两次钱和几本公开发行的书，这对我来说，真是极大的鼓舞。后来我得知他叫韩复川，经常来和我联系，告诉我一些关于营救工作的进展情况。 在与看守们的交往中，我们相机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讲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讲国民党的反动罪恶等。通过这些宣传，有的看守开始同情我们，有两个还表示要加入共产党干革命，其中就有那个完县人，他不久就由我介绍人党了。那个班长虽然表现也不错，但我始终不敢与他深谈。 在关押期间，我常练习画大公鸡、牡丹花等，引得看守们一片喝彩，有的人还请我画了拿回家去。一个副官闻讯后也来向我索画。这样一来，看守们对我更加友好，看管也自然放松了，有时还可以请他们帮我带些书刊进来。 结束这段被监禁的生活时，已是1929年的秋天了。 我从卫戍司令部的拘留所出来时，虽说不上蓬头垢面，可也是头发胡子都老长的了，何况我还穿着去年隆冬被捕时的那件棉袍呢。如今虽是9月，但天气还很暖，无论如何都要换换装了。我先到崇文门附近的天有店，这是玉田的一个党员赵玉生开的旅店，是我们的联络处之一。安顿了住处，便奔前门大街理发、洗澡、买衣服。回来的路上，遇到省委委员杨继禄。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半年多了，正要寻找呢，猛然见到一个同志，真是喜出望外！他见到我，也吃了一惊，瞬即兴奋不已。我和他热烈握手，急切地打听省委和其他同志们的情况。他告诉我，他还在省委工作，现在是来北平出差，过几天就回天津。 "唉？你现在干吗呢？"他突然问我。 "我去年在保定被捕了，今天刚放出来，这不，刚去换了身衣服，半年多没洗换，脏死了！对了，我还没顾上和组织联系呢，遇到你真是太好啦！我就住在天有店，离这儿不远，咱们到我那儿好好聊聊吧！"我兴奋又急切，一口气说完。 "走！"他亲热地搭着我的肩，我们边走边谈，我向他讲了被捕的经过和被关押的情况。由于太兴奋、太激动，我一点也没有注意他的表情。 很快就到了天有店，我正要领他上楼，他说："你先上去，我解个手就来！" 不一会儿，他来到我的房间。我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这几个月，我就像是离开娘的孩子，现在好不容易见到亲人，有多少心里话要说！ 正谈得兴浓，突然闯进几个便衣特务，拉了我就走。此时再看杨继禄，他竟然像没事人似的在那里冷笑！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叛徒！刚才他不是去"解手"，而是去叫特务！唉！我真恨自己，怎么这样粗心！ 在押解的路上，我迅速考虑着对策。我知道，杨继禄虽然举报了我的真实姓名和在省委时的职务，但对我的历史和在保定的身份并不了解。因此我决心坚持以前的口供，反咬他是诬告。 我被带到北平警备司令部。警司位于西安门大街路北（现在是北医一院住院部），司令是张荫吾的儿子，就是他审讯我。 "你叫什么名字？在共产党顺直省委里负什么责任？要从实讲，免得皮肉受苦！" "我叫石俭，是北大学生，不是什么共产党的负责人！" "你不要赖了，赖也赖不掉的！你的同党杨先生已然指认你是共产党省委负责人张金言，与共产党头目李大钊都在一起干过！" "你看我像你说的人吗？不错，李大钊是北大的教授，我是北大的学生，入学才不过一年，可是他已经死了两年多了！我这么年轻，见都没见过他，怎么会是他的同事？还是什么省委负责人？" 他听了我的话，沉吟片刻，又问："你是怎么认识杨先生的？" 我顺着他的目光，见杨继禄正得意地站在我的右后方笑呢！我很随便地看了他一眼，答道："在天津的一个老乡家见过他，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你要说实话！" "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司令，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其实他也不认识我，他是为了向你们邀功请赏，抬高我的身价，故意说我是重要人物。这是对我的故意陷害！你们看我这样子，像是共产党的要员吗？" 敌人怎肯相信我的话？便对我严刑拷打。但我一口咬定原来的口供，死不承认真实姓名和身份。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只好叫人把我送到警司的拘留所关押。 警司有一个很大的后院，拘留所就设在后院的一排西厢房里。这时，我给卫戍司令部的那个进步看守（完县人）写了一封信，请这边的看守交给他。信中说，我被关在这里，请他通过内部关系设法帮我出去。过了两天，他就来看我了，说他已给卫司的张善人写了信，说明我在出狱当天又遭人诬陷，再次被捕，请张善人予以解救云云。 我很快就发现这里已经关押了一些同志，其中有革命济难会负责人佘碧村，湖南人，也是因杨继禄告密而被捕的，北大学生张又清，还有一个青年团的小段。张又清告诉我，在别的房间里还有赵縛（即参加过玉田暴动者），也是市委的干部。还说他们在狱中成立了党的秘密支部，通过余碧村的爱人周佑南（也是革命济难会的负责人之一）来探监之机，与市委一直保持着联系，正在设法营救我们。我当即表示也要参加秘密支部，很快被批准。 后来听说我的那封信转到了警司军法处。不久，我被转到北平高等法院看守所（在绒线胡同北边，现已拆除）。当时，卫司的商震与警司的张荫吾之子有矛盾，估计警司得知我的情况后，不好直接与卫司交涉，只好通过法院处理。 法院调阅了我在警司的案卷，经过审讯，认为没有新的"罪行"，就把我放了，这个过程前后经过一个多月。我出狱后，经过周佑南与市委接上关系，由胡锡奎谈话后介绍到河北省委分配工作。 在法院看守所关押期间，我结识了一位裁缝，他家住在东单苏州胡同，是普通犯人。当他得知我是因共产党的案子进来的，便主动和我接近，常在一起聊天。从中，我了解到他思想进步，对共产党的主张颇为赞赏。经过多次交谈后，他提出要加入共产党。我表示可以介绍他和党组织联系。不久，他出狱了，我把他介绍给市委的同志。我出来以后还曾去看过他，这是个不错的同志。 关在这里的还有传奇人物"燕子李三"（也有称"吕三"的）。因看守不是很严，我们可以在走廊里聊天。他和我们关在一起一个多月，常向大家讲述自己的故事。传说他是涿县人，家颇富有，喜武功，后为大盗，专在城镇作案，飞檐走壁，杀富济贫，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成为名噪一时的"神偷"。他曾多次被捕入狱，但据说他"没有脚后跟骨"，可以脱下任何脚镣，每每逃脱。徐世昌时代，他有一次偷"国务总理"梁拾遗的家，发现盗出的竟是对他毫无价值的机密文件。此时，梁家的护卫发现了他，紧追不舍。他急中生智，将文件向空中抛撒，乘护卫们拣拾文件之机，逃之夭夭。此事曾在京城传为笑谈。还有一次偷一个大官家，在翻墙逃跑时被人砍去三四个脚趾。以后，他的行动就没那么灵活了。 我曾问他：你想过没有，像你这样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自古有之，小者像你这样单枪匹马地干，大者如水泊梁山、李闯王那样大队人马，攻城陷镇，杀官开仓，敢与朝廷争高下，甚至自己当了皇帝，干出一番大事业，何等威风！但到头来却是贪官污吏杀不尽，穷人苦难没有头。这是为什么？像你这样英雄一世，杀得几家富，救得几家贫？你救得了穷人一时，能救得了他们一辈子吗？能帮助他们拔掉穷根吗？ "是啊！"他长长地叹口气，目光中充满哀愁与迷茫："能干多少是多少吧！" 有时，他来了兴致，就会顶我一句："你们共产党不也是像我一样吗？" 我赶紧叫他小声些，笑着说："我可不是共产党哟！"又乘机对他说："这可不一样！共产党不光杀富济贫，还要把天下的穷人组织起来，去夺军阀们的枪，夺官府的大印，彻底推翻旧政权，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开始，他并不全明白我说的道理，但日子久了，经过多次交谈，他的思想起了变化，承认共产党的主张确实比他高明，但又担心会像李自成一样"成不了气候"。对他这样江湖义气思想极为严重的人，我不能奢望他一下子就成为共产主义者，只希望他出去以后，能靠近党就不错了。所以我也不勉强他接受我的看法。 后来听说他终被官府杀害，把他的头挂在前门城楼上示众，许多老百姓为之祭奠，至今还怀念着他。 我在警司和法院总共关了不到三个月，出来时已是1929年初冬了。 【张明远（1906年11月23日一1998年12月24日），男，河北玉田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曾任中共冀东农民运动特派员，玉田县委书记，顺直省委常委，冀东特委委员，北岳区委宣传部部长，晋察冀边区政府秘书长、党团书记，中共冀热辽区委常委，冀热辽行署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