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第一次见到陈长捷的时候吓了一跳：“如果我不是和他在北京战犯管理所一起改造过，我始终认为这人只不过是一个骁勇的大老粗，所以，我第一次去看和他同组的徐远举，徐给我介绍‘这位是陈长捷’时，我当时就愣了一下，心想，怎么陈长捷是这样一个瘦削得像书生一样的人，而不是我想象中的高大个子。”

笔者在影视剧中看到过两个形象的陈长捷，但似乎都跟沈醉的描述不太一致，有一个像《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还有一个既像阎锡山又像顾祝同，第三个像谁，大家肯定都知道。

不管影视剧中的陈长捷像不像本人，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开始不服气，后来又成了成绩最好的学员之一，那却是沈醉亲眼所见的：“傅作义和许多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来战犯管理所与老朋友老同事见面时，许多人见到这些人都很客气，只有陈长捷见到傅作义时竟是那样满脸怒容，一句话都不讲，弄成很尴尬的局面。”

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陈长捷觉得自己“委屈”还真不是没有道理：平津战役期间被俘的蒋军将领，有很多并没有被当做战犯处理，比如在张家口战役、新保安战役被俘的一零五军中将军长袁庆荣等两中将二十三少将，有的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在1955年授衔上校，后又晋升少将。

陈长捷要是在新保安或张家口被俘，就能被释放后参加北平和平起义，所以他既后悔自己被俘晚了，又后悔自己没早一点下起义决心：他一直在等北平的消息，却没想到他认为固若金汤、至少能守三个月的天津城，不到三十小时就被刘亚楼拿下了——确切一点说，是二十九个小时。

陈长捷在《天津抗拒人民解放战争的回忆》（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中承认，有一些事情，是他“出乎意料所不及的”。

陈长捷第一个没想到，就是天津会那么容易被攻破：“弹药、粮食相当充足，照明器材、通信设备也多而方便。平、津、塘间，有无线电话和埋线电话，随时联系。加紧大造地雷，日可得三千颗。因此视为配合泛滥水网，可以坚守三四个月，以观时局的变化。”

陈长捷的第二个没想到，就是天津会成为一座孤城。

陈长捷一开始想得挺美，以为自己固守天津，不但可以保住出海口，而且还能对华北解放军起到牵制作用，使其不能全神贯注于淮海战场。

陈长捷的意思是抓紧时间扩充兵力，趁着解放军没打过来的时候整军备战依靠坚固的城防和海口海军的火力支援，跟华北解放军打一场持久战，实在打不赢，也可以收拾残部，从海上退到江南。

陈长捷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淮海蒋军竟然那么快就被消灭了，来打他的解放军不是来自华北，而是来自东北。

东北的解放军火力有多猛，时任天津防守区副司令兼六十二军军长的林伟俦是十分清楚的——他就是从东北战败逃到天津的。

林伟俦计算了天津守军的数量：“第八十六军三个师，第六十二军两个师，第九十四军一个师，河北省两个保安师，天津市警备旅一个旅；临时增编的有第六十二军第三一七师和第九十四军第三〇五师（人员武器不全），加上宪兵第四团、汽车兵团、警察等，共十三万余人。”

十三万人，跟王耀武守济南的部队数量差不多，但傅作义陈长捷和林伟俦面对的，是来自东北的百万大军。

淮海战役结束，新保安和张家口先后解放，北平和天津被分割包围，陈长捷陷入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境，这就是他的第三个没想到：“东北解放军一步不停地于解放沈阳后长驱入关，且达八十多万人之多，那么神速强大，又先趋于张垣、新保安方面。傅作义竟勇于捐弃新保安，令在那里的第三十五军强行突围西去，动摇了迅移主力于津塘集结的原计划。”

孤城是守不住的，这一点陈长捷十分清楚，但是他还抱着一个幻想，那就是他在天津多顽抗几十天，为傅作义的北平谈判增加筹码，这也让他错过了主动成为起义将领的机会。

陈长捷认为自己能守三个月，但是林伟俦认为顶多能守一周，六十八军军长刘云翰则认为连一周都坚持不住，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杜建时也十分悲观：“第六十二军仅有两个师到达天津，其中一个师是由地方团队凑成，战斗力薄弱。所谓第六十二军只有第一五一师尚有战斗力。十二月十五日，第八十六军由军长刘云瀚带进天津，该军是由地方团队新近编成的部队，装备差，战斗力极为薄弱。傅系主力部队完全覆灭，平津路断，傅作义不会再来天津，天津已成气息奄奄的孤岛，处于绝望的境地。”

陈长捷和林伟俦只是单纯地计算双方兵力和火力，并高估了天津城防的作用，这就有了陈长捷的第四个没想到：他以为屏障的城防工事，早就被画成详细图纸，送到了城外刘亚楼的手里，一旦总攻开始那些据点就会被解放军强大的炮火挨个点名。

陈长捷不但没想到“城防图”会泄露，而且直到被俘，也不知道是谁把图纸送出去的。直到1959年1月，刘亚楼才在天津解放十周年庆祝活动上揭开了谜底：“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刘亚楼当然不能在公开场合把什么话都说透了——提供城防图的，除了天津地下党，还有时任第十七兵团司令官兼天津塘沽防守司令的侯镜如。

侯镜如不但把天津城防图通过公开身份为副官，实际是地下党员的外甥李介人送了出去，还向林、聂报建议：“解放军应首先打下天津，以切断北平蒋军的海上退路。”

这四个没想到，让陈长捷做出了误判，以为自己可以撑到北平和平谈判出结果，杜建时也每天都打电话给华北“剿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李世杰打电话催问谈判进程，结果得到的答复都是“正在进行”，“再等几天就有希望”，“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杜建时跟李世杰是老相识（杜在陆军大学当教务长时，李是讲师），他尚且得不到准确消息，陈长捷自然也是被蒙在鼓里。杜建时回忆：“我让陈长捷电北平总部李参谋长询问和谈消息。回答仍然是那句话：‘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陈将电话摔在桌上，骂道：‘让我们牺牲，作他讨价还价的资本！’”

陈长捷绝望地做出了决定：不等北平的消息了，我们自己起义投诚！

陈长捷的决心也就是下得晚了那么一点点，他回忆起来既遗憾又委屈：“我以无线电话和傅作义详报主阵线突破后，巷战发展、核心战无力继续以及夜里会商经过。傅作义答道：‘可以接洽和平吧！’这是天津受围开始后和傅作义亲作交谈的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我和傅通完电话，一个解放军的副营长带着几名战斗员，已站到我的后面了。我就是这样被俘于我的指挥所地下室里面的。”

防守天津的陈长捷有四个没想到，他认为自己差一点点就能成为起义将领而不是以战犯身份在功德林学习十年，但是他的“同学”沈醉却有不同看法：“陈长捷是自命为“以服从为天职”的标准军人，由于傅作义一再命令他“坚持就有办法”，他一直没有考虑过投降问题。最后还是吞吞吐吐地作了一个含糊的决定，这等于是拒绝放下武器和谈判，最后走上了被活捉这条道路。”

一个人命运的转折点，往往就在一瞬之间和一念之间，陈长捷原本可以作为起义将领，去水利部也能当个厅局长，留在军中，也许会在1955年授衔中将，但就是那么一迟疑，他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读者诸君看了相关史料，对陈长捷又会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