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多年前的应天府乡试，有个考生在策论里写满39个“动”字。
这人叫王夫之，不是后来写《船山遗书》的那位大儒，就是万历年间一个普通的江南秀才。
万历二十三年，题目为“季文子三思而后行”。通常来讲，应当阐述“遇事多思考”的道理。不过实话实说，王夫之却与常规差异很大。他整天专心致志地钻研《周易》里的动爻，居然觉得“三思”违背了“动则变”的哲学观念。
所以他在答卷上不停地强调“动”字并且在每一个“动”字旁边都标注上爻辞的注解。这着实让主考官非常生气，在卷面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满篇胡话，对圣典不敬！”
”当场取消他的考试资格
你说要是你在考场看见满纸“动”字你会怎么想？
这哪里是写文章，分明是用文字在跟科举制度较劲啊。
王夫之的举动，说白了是对八股文的无声反抗。
当时科举考八股这种形式，一定要“代圣贤立言”，需从四书当中去寻找观点，甚至连句子的结构都得依照“破题、承题、起讲”这样的方式来。不过说真的，稍微有一点新的想法，居然就会被当作“怪诞”之举。
《明史选举志》记着，成化到万历年间，光应天府就有76份卷子因为“思想跑偏”被打入冷宫
王夫之其实是想借《周易》的“动爻变化”证明“三思”过度保守，可惜考官只认死理，看不懂他的哲学套路，只觉得这考生是在故意捣乱。
比他更绝的是天启年间的张仁瑞。
这人原名叫张狗儿，连着两次乡试落榜，心里琢磨着：是不是这名字太过土气，以至于考官看了会觉得不顺眼呢？
一咬牙改名“仁瑞”取“仁心祥瑞”的意思三年后果然中了秀才。
可谁能想到，在鹿鸣宴上众人正庆贺之时，他却突然撕开了捷报，并且大声说道：“这八股文章即便写得再怎么好，又怎能算出天下民生的疾苦呢？”
能治得了官场腐败吗？
”说完把捷报往地上一扔，扭头回家种地去了
《涌幢小品》里记着，明代考生改名大多为了避考官名讳，像他这种改名考上又主动放弃的，整个明朝就他一个
他用改名，中举再弃考的行为，狠狠地打了科举制度的脸。其实在真正的读书人眼中，功名仅仅是一层纸而已，而真才实学才是最为根本的。
说到跟制度较劲，金圣叹绝对是个狠角色。
顺治年间，他觉得，《水浒传》招安的结局实在是太憋屈了，梁山好汉，怎么就能够向朝廷低头呢？
大笔一挥，把70回以后的内容，全都砍了，而且还编了个“卢俊义惊噩梦”的结局说“招安者皆可杀”，在评点里更是直接骂宋江，说“忠义是假，权谋是真”。
那时候《水浒传》是禁书刑部想治他“篡改圣书”的罪可又一想：禁书本来就不让读，还治什么改书的罪？
最后只判了个“狂生乱议”，从轻发落。
没想到这腰斩本特别受欢迎，并且清代印了127版，居然比原版还火。
老百姓就爱这种敢说真话的评点，觉得金圣叹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话——官场腐败横行，连小说里的英雄都得向现实低头，这世道还有什么盼头？
另一个把文字当武器的是徐渭。
这位“青藤居士”，其科举之路历经了八次，竟然都没有能够考中。他自身怀揣着满肚子的才华，不过却没有地方能够将其施展出来，反而全都转化成了对联里的讽刺之语。
隆庆年间，退休首辅严嵩回乡，徐渭送了副对联：“文官小花脸，武官大奸臣”。
表面上看，是在说戏曲里的那些角色；其实呢是暗暗地讥讽着严党成员。文官呢他们贪财的样子就像是那小花脸一样；武官呢他们腐败的模样如同那大奸臣一般。
七旬的严嵩看了，气得直拍桌子，而且没过几天就病倒了，接着没多久就咽了气。他这般模样，竟是如此迅速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实在让人感慨。
这事被收录在《明代谤联录》当中；虽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表明这副对联直接把严嵩气到身亡，不过这种表面看上去较为温和，但实际上却暗藏着锐利锋芒的骂法，已经成为了文人用来对抗权贵的典型之作。
在言官不敢说话的明朝，对联成了他们表达不满的唯一途径，你不让我在朝堂说话，我就在文字里骂个痛快。
说到生死时刻，嘉靖朝的杨继盛干了件让人又哭又笑的事。
他因弹劾严嵩而被关进监狱，在临刑之前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夹着一个“食谱”：“花生米与豆腐干一同咀嚼，居然有火腿的味道。”
”刽子手赵牛儿听说后好奇，行刑前特意尝了尝，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气得砸了鬼头刀，结果被以“亵渎刑典”降了职
此故事载于《明史》之中属旁注一类，极有可能是后人所附会而成。不过它却格外能体现出民间对于忠臣的那份情感——杨继盛遭受到了极其残酷的折磨，以致浑身伤痕累累，即便到了临终之际，他依然能够开得起玩笑，这该需要何等宽广的心胸啊？
他以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让死亡增添了些许温度，而且也让后人铭记于心，忠臣并非是冰冷冷的符号，实则是有血有肉的人。
还有个江洋大盗叫李进忠，在崇祯年间，他在被砍头之前，居然跟那刽子手玩了个心眼，而且这其中还透着些巧妙与机智呢。
他神秘兮兮地说，“我左耳里藏了，百两银票，你砍头后记得拿。”
”刽子手信以为真，等头颅落地，劈开耳朵一看，纸条上就俩字：“好疼
这事载于《明季北略》，其真实性嘛，不好说不过特别符合老百姓对于官府的看法——你们不是爱财吗？
临死逗你玩。
在他们眼里，司法系统，腐败透顶，刽子手都想着贪财，不如用个小骗局，涮涮他们，也算死前，最后一次反抗。
金圣叹后来又卷进了“哭庙案”。
顺治十八年，苏州秀才为抗粮税，在孔庙哭祭顺治帝，金圣叹写了篇《哭庙文》声援结果被江苏巡抚朱国治以“惊扰圣灵”为由逮捕。
临刑前他还笑说着：“杨继盛的花生米，配着豆腐干，居然竟然有火腿的味道。”
”这话既是自嘲，也是对清廷的讽刺
这案子株连121人，《清史稿》讲“开清代言祸之端”，其实呢背后乃是江南士绅与清廷的赋税进行博弈，官方借着“亵渎孔子”之事来镇压，如此一来，便暴露了儒家伦理的两面性：对百姓而言是枷锁，对统治者来讲是工具。
也有人选择逃离。
徐霞客舍弃科举之后，走啊踏遍了天下的名山和大川，在《游记》中写道：“儒生仅仅知晓八股之学，不过却不知晓山水之中蕴含着真正的意趣。”
”天启五年，他在应试童子面前出题“东西南北”要求“不用四书语，只说真山水”，把地方官吓得够呛警告他“惑乱士心
那时像他这般的“弃考者”，占考生总人数的5%。《明会典》有规定放弃科举得进行备案。这些人大多跑去游历一番山水，创作一些戏曲，形成了一股，不受科举所束缚的力量。
他们用行动证明：人生的路，不止当官这一条，真正的学问，在那山水之间，在日常的生活里。
民间传说，在明代的科举中，是要看身高的，即“立朝需过七尺”；不过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说法，或许仅仅只是当时的一种流传罢了，并非是真正的规定。实际上科举制度主要看重的是考生的学识以及能力，而并非身高。
万历年间，状元朱之蕃的身高达到1.85米榜眼和探花的身高同样相当不错。不过当时的一明尺大约为31
正史之中，仅仅是在弘治朝提到了“侏儒考生需两名举人作保”这一情况，而所谓的身高歧视，其实更多地是存在于戏曲当中并被加以美化了。
对比秦代兵马俑那平均1.78米的高度，以及明代人的身高情况，其实没啥大的变化；在选官方面，更看重的是气质，与身高的关联并不大，不过说真的，老百姓一直觉得，官员就应该有玉树临风般的气质，而且慢慢地就传成了一个个故事。
明代禁书越禁越火。
《水浒传》《西厢记》被禁了27次，反倒催生了地下抄本
天启年间，杭州的书商把《水浒》改写成了《忠义水浒传评点本》，加了“反贪官而并非反皇帝”这样的批注，这样一来，既避开了禁令，又能够畅销起来。
有考生看罢之后，在试卷之上画了一幅“高俅踢球之图”用以讽刺考官；此事被记录在了《明代科场异闻录》当中。
禁书没禁住思想，反倒让更多人从字缝里读出反抗——统治者以为禁止就能控制，没想到越禁，人们越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越能感受到文字里的力量。
从满纸“动”字的王夫之，而且其实还有那撕毁捷报的张仁瑞，从腰斩水浒的金圣叹，并且还有戏弄刽子的杨继盛，这些看似荒诞的故事，居然藏着明代文人的无奈与反抗。
他们有的用文字游戏对抗禁锢，有的用幽默消解恐惧，有的用逃离寻找自由。
当我们看这些故事的时候，看到的并非是史书里那般冷冰冰的记载，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于制度那狭窄的夹缝之中苦苦挣扎，在那荒诞不经的现实里努力寻找着真实的自我。
也许他们的反抗看似无力，却让历史有了温度，让我们知道：任何时代，总有人不甘被规则束缚，总有人在困境中坚守本心，这或许就是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