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的一天，驻扎在潮州的55军163师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求全师立即集结，准备向广西边境进发。
命令刚传达，全师官兵几乎都意识到：我们真的要跟越南人开战了。
作为55军唯一的甲种师，163师在编制和装备方面都处于完备状态。1970年，边贵祥和吴恩庆两位资深将领分别担任该师的军事和政治主官，他们丰富的实战经验为部队注入了强大战斗力。在这样的人员配置和装备条件下，163师在广州军区各部队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在边贵祥的严格训练体系中，基层官兵对紧急集合的指令已经司空见惯。163师的老兵们常调侃道：“我们参加紧急集合的次数，比吃到肉的次数还要频繁。”
第41军驻守柳州时，突然接到调动指令，官兵们对此毫无预料。这种紧急备战的情况在军队中极为罕见，反映了当时的特殊情况。干部和士兵都感到措手不及，缺乏心理准备，凸显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突发性。
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人们难免产生各种误解和懈怠。不少人觉得大规模军事调动不过是虚张声势，不可能真的开战。甚至有位炮兵团政委公然质疑上级，放话说：“我敢打包票，要是真和越南打起来，我就把头砍下来。”这种轻敌态度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麻痹心理。
那天下午，边贵祥召集了即将返回部队的师教导队成员，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们：“咱们马上要上战场了。”
他接着说道："这场战斗结束后，咱们这三百多号人，能平安回去的还不知道有几个。你们都是163师各连队的精英，我只求你们记住自己军人的身份，别给咱们师抹黑！"
在部队开拔前，所有官兵将非必需的私人物品集中上交至连营级留守部门。按照最高战备标准，全员配发了足量弹药。各连队饲养的生猪全部宰杀处理，无法即时食用的猪肉由炊事班腌制后携带随军。
12月21日傍晚，163师被分成五个部分，乘坐超过1200辆汽车，从他们的基地出发，向广西边境前进。他们在12月31日之前全部到达了广西的凭祥和宁明地区，在那里集结并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163师驻扎的地方，离以前的“镇南关”，也就是现在的友谊关不远。从50年代起，中国为了帮助越南兄弟对抗法国殖民者和美国军队，从这里运送了大量物资。这些物资都是中国老百姓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通过这个关口，一批又一批地送到了越南。
友谊关旁边立着19号界碑，这一带山峦连绵。住在这里的人很多都是和越南那边通婚的后代，情况有点特殊。两边的人长相没啥区别，说话口音也几乎一样。走在路上，你根本分不清对面来的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
自1977年以来，越南军队持续在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多次开枪射击，造成我国无辜边民和边防人员伤亡，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边境居民对越南侵略者的行为深恶痛绝，生活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
越南方面察觉到解放军可能采取行动，早已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当部队抵达凭祥时，立即感受到当地的紧张氛围异常浓厚。
街道上空荡荡的，几乎看不到任何居民的身影，甚至连过往的路人也寥寥无几。抵达此地的军队纪律严明，全程保持沉默，使得整个区域笼罩在一种异常寂静的氛围中，令人感到压抑。
我们的部队抵达进攻位置时，能清楚看到对面就是越军的防御区域。过去这一年多，越军没少下功夫，他们的防御设施密密麻麻，连刚挖出的泥土都还带着新鲜的气息。
这片山区的各个高地几乎都布满了越军的步兵据点，苏制军用车辆频繁穿梭于后方与前线之间，显然是在运送兵力和军需物资。
越军经历了长达30年的战争洗礼，战斗力不容小觑。从我们的观察点来看，他们在所有易行进的区域都布设了密集的地雷带。而那些没有埋雷的地方，两侧都是陡峭的悬崖，随时可能隐藏着敌方伏兵。
坦克在这种崎岖的山路上根本派不上用场，只能靠轻装步兵来完成任务。但问题是，这些步兵的防护装备严重不足，面对敌人的机枪扫射和手榴弹攻击，他们该如何有效防御？
163师向友谊关推进的消息早已传开，越军显然早有防备。边境地区身份不明的居民频繁往来，使得双方动向都难以保密。这场战役注定异常艰难。
163师不仅进行了常规的作战训练，包括移动战斗、夜间作战、丛林作战、地图阅读和丛林方向识别等基本技能，还开展了一系列充满悲壮气息的准备工作。这些训练和准备旨在全面提升士兵在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确保他们能够在各种极端条件下有效执行任务。通过这些训练，163师不仅增强了实战能力，还培养了士兵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韧和决心。
为确保士兵在越南行动期间的健康安全，各连队采取了多项防护措施。考虑到当地可能存在的未知病原体，所有人员都接受了多种疫苗注射。此外，每名战士都配备了一套全新的作战服和具备防刺功能的军靴，以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防护能力。
刚拿到新制服和靴子的士兵们半开玩笑地说，这身装备就是他们最后的行头了。他们心里清楚，这套崭新的装备很可能就是他们生命终点时的穿戴。这种略带苦涩的玩笑，反映了士兵们面对战争时的无奈与坦然。他们明白自己随时可能牺牲，却依然保持着军人特有的幽默感。这种态度既是对残酷现实的接受，也是军人勇气的体现。新装备象征着他们即将踏上的未知征程，而那句玩笑话则道出了他们对生死的豁达认知。
除了这些，每个人还分到了防雨布、急救包和压缩饼干。当时大家生活都不富裕，不少人连压缩饼干长啥样都没见过。尽管排长再三强调要留着等打仗时才能动，但很多人一拿到手就忍不住偷偷吃掉了。
2月10日，487团3营接到师部紧急指令，要求在友谊关边检站附近的山坡上开辟600个墓穴，用于建造临时烈士陵园。
这道指令带着一种荒诞的讽刺意味：一群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被派去挖掘坟墓，而他们无法确定自己正在挖的坑，未来是否会成为自己的安息之地。
每个工人分到一个墓穴，任务不算繁重，很快就挖出了600个坑。挖出的黄土堆在旁边，把刚长出来的小草都埋住了。
参与挖掘的士兵回忆道：所有墓坑的尺寸完全一致，长度、宽度、深度都经过精确测量，排列得比军营里训练的队列还要规整。
目睹这一幕的当地居民无不深受感动，然而那些亲手挖掘墓穴的士兵们却表现得异常平静，眼中没有一滴泪水。对他们而言，战死沙场、用战袍包裹遗体，正是军人最崇高的归宿。这种坦然面对生死的气度，恰恰体现了军人特有的荣誉感与使命感。
根据预估的战斗损失比例，163师预计将承受约2400人的伤亡。该师总兵力超过13000人，除去后勤和指挥部门，实际投入作战的兵力大约在7000至8000人之间。这意味着部队已做好心理准备，可能面临约三分之一的作战人员伤亡。
纵观全球军事史，能在遭受三分之一伤亡后仍保持作战能力的军队，恐怕只有中国解放军能做到这一点。这种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坚韧的军事素质，在世界各国军队中堪称独一无二。即使在极其惨烈的战斗环境下，解放军依然能够维持组织完整，继续执行作战任务，这种顽强的战斗精神体现了中国军队的独特品质。
1979年2月17日凌晨，163师集结了三个团的兵力，在军、师两级炮兵部队的支援下，动用了超过170门大口径火炮，对同登地区的越军阵地实施了密集炮击。随后，部队全线展开进攻，对越军的多个目标发起了猛烈打击。
163师在向南推进时连续经历多场硬仗：先是成功攻克同登，接着强势拿下扣马山，并作为核心力量对谅山发起进攻。特别是在同登与“法国炮台”的激战，更是声名远播，至今仍被人们广泛传颂。
自2月17日清晨起，负责转移烈士与伤员的担架队伍便持续不断地行进。每副担架通常需要3到5名支援前线的民工共同抬运，而每支担架队伍一般包含约20至30副担架。
判断担架上的人是生是死很简单：如果能看到头部，说明是伤者；要是全身都被被子盖住，那就不幸牺牲了。
163师的士兵在战场上竭尽全力，确保阵亡战友的遗体不被遗弃。尽管有些因炮火无法找回，但绝大多数烈士的遗体都被成功带回后方，坚决不让他们留在越南境内。
163师向南推进的过程中，运送伤员和烈士遗体变得越来越棘手。越北地区山高路险，常年被浓雾和雨水笼罩，即便是徒手行走都充满风险，更别提抬着担架穿越这些险峻地形了。
由于战场环境的危险，不少负责运送伤员的民工——其中不少是广西地区的民兵或退役士兵——在行动中不幸丧生，甚至一些伤员也没能幸免。
更令人发指的是，越军特工常在夜间在我军已通过的道路上布设地雷，造成后续担架队无法前进，前方的担架队也无法撤退。
一名老兵回忆道：在扣马山战役后，488团某连的20多名伤员因无法及时撤离，滞留战场。到第二天，绝大多数人都不幸遇难，仅剩一名来自北京的排长和一名珠海籍士兵幸存。这一惨痛经历令人深感悲痛。
在1979年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163师在境外执行任务长达24天。在此期间，他们成功消灭了5861名敌军，其中直接击毙5293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同登法国炮台和谅山三清洞因火灾丧生的越军，估计至少有上千人。与此同时，163师自身也遭受了2200多人伤亡。
在这场战斗中，共有612名烈士献出了生命。然而，预先准备的墓地大多未被使用，因为这些烈士的遗体最终被安葬在凭祥的南山烈士陵园和匠止烈士陵园。
从伤亡数据来看，163师与越军的战损比达到了惊人的1:9。这意味着我军每损失一名战士，就能消灭敌方近9名士兵。这样的作战效率在战场上极为罕见，充分体现了163师强大的战斗力和战术执行力。
英勇献身的烈士们，他们的精神永远长存。我们全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贡献。这些为了国家利益而献出生命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牺牲不仅是对国家的忠诚，也是对人民的深沉爱意。每当想起他们，我们心中都会涌起无限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他们的英勇行为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为建设更加强大的祖国而努力。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