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顾顺章不顾纪律在武汉公开表演魔术时被捕，被捕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顾顺章说出了很多重要情报，武汉、上海等地的情报网被悉数破坏，不少党内同志因顾顺章而被捕牺牲。

然而，在顾顺章所有的供述中，唯独没有提到的就是“一号机密”，这个“一号机密”是什么东西，为何顾顺章绝口不提它呢？

所谓的“一号机密”，其实并非指某一份文件，而是指“中央文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央迁回上海转入地下，数千份中央机密文件也被转移到中央秘书处存放。

1930年，中央根据形势变化，指示各机关将不需要的文件送至中央秘书处保存。短短半年时间，秘书处就收到了20多箱4万多件文电资料，其中包含从1922年开始所有的党内资料。

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来到中央秘书处，仔细查看了这批资料，认为放在秘书处既不符合保密原则，也不利于保护中央领导的安全，便提出将这些资料放在专门的地方妥善管理。这项任务就交给了对文件处理颇有研究的瞿秋白。

当时瞿秋白正处在政治低谷，欣然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很快就草拟出一份文件处置办法，其中还特别强调每份文件存两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将来交给党史委员会。

在“将来”这两个字旁边，瞿秋白特意圈点以示重点。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秘书处根据瞿秋白草拟出的文件管理办法，开始建立两座秘密文件库，一座由张唯一负责保管，和周恩来直接联系，一座则由顾顺章负责保管。

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紧急通知张唯一撤离，张唯一连夜将20多箱文件运往自己家中。而顾顺章保管的另一座文件库，一方面出于自身安全考量，担心自己会遭到彻底清算，另一方面为了给自己留有谈判的筹码，因此并没有向国民党供出。

后来顾顺章保管的文件库发生遗失，至今下落不明，与周恩来直接联系的文件库，成了唯一一座党内的文件库，也就是后来的“中央文库”。

不久，由于张唯一工作日益繁重，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

当时陈为人刚出狱不久，再加上身体有病，非常适合中央文库的工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为人带着妻子韩慧英以湘绣店作为掩护，白天以商人面目示人，到了晚上则躲在亭子间，将党内文件重新誊抄整理。

1935年中央局秘书处遭到突然袭击，负责人还没来得及发出信号就遭到逮捕。韩慧英按照约定时间前去送取文件，结果遭到特务逮捕。陈为人在家等到天黑不见妻子人影，意识到她已经出事，第二天立刻花高价另租房屋，将中央文库安全转移。

由于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陈为人除了要保护中央文库外，还得养活三个幼小的孩子。没有了经费支持，陈为人和孩子们只能一天吃两顿红薯充饥，但他每天仍要装扮成富有的样子。

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撑下去，陈为人便去找鲁迅、何香凝等人，以私人名义借钱。为了掩护中央文库，陈为人还把妻子的妹妹从家乡找来，协助他一起进行革命工作，顺便帮自己照顾三个孩子。

韩慧英被捕之后，由于坚称自己是走错了门，敌人又没有搜出有利的证据，在关了近一年之后只能将她释放。后来韩慧英经人介绍，在家附近的小学教书，暗中不断寻找党组织，终于让陈为人和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1936年底，陈为人将中央文库安全交给中央特科，但自己却因为工作过度，再加上长期缺乏营养，不久便因肺病离开了人世，时年38岁。

之后中央文库的保管人几经更换，一直从1942年开始，陈来生成为中央文库的最后一任保管人。

当时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的时候，正值日本侵略者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为了顺利地将文件从上一任保管人家中运出，陈来生发动自己所有的家人，每次只带出来几份文件。

就这样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陈来生终于将中央文库转移到的新的地方。之后陈来生借钱租了一间房子，以开面坊为掩护，将中央文库的文件藏到了面坊之中，因为当时组织困难，陈来生需要依靠面坊为自己提供经济支持。

后来为了配合中央的一系列运动，陈来生将一部分文件转送到了延安，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中央文库才正式移交给上海市委。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发电报指示上海市委，派专人将中央文库送到北平，并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给予奖励。

在电报发出前，毛主席特意将“有功的同志”改为“有功的人员”，意思是所有参与保护中央文库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受到表彰。

瞿秋白当年在文件处置办法中提到的“将来”终于变成了现实，如今记录着党内发展历程的中央文库，完好无损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