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琴，今年五十四岁，中师毕业。
家在一个小县城边上的乡村，是那种一眼望尽头的村子，房子挨得不算紧，家家户户门前种着几棵老槐树和几畦菜地。
早些年我在镇上的小学教书，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提前退了休。
现在靠着每个月两千多的退休金过日子，还算能自给自足。
我年轻那会儿，算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女秀才”。当年考上中师那阵，整个村子都沸腾了，谁家姑娘能跳出农门，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我妈骄傲得不行，逢人就说：“我家琴儿有出息，是吃国家饭的了。”
可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我的命运却并没有因为这份“出息”而改变太多。
那年我22岁，刚刚从师范毕业，在家等分配。正是那年夏天，我母亲和我的小姑，带我去镇上‘吃早点’，一顿豆浆油条之后，我的人生就被定了下来。
说是吃早点，实则是去相亲。
那天回来后，我母亲一边收拾厨房一边说：“琴儿啊，人家小徐家条件不错，父母做点小生意，儿子也在镇上当司机，虽说没你文凭高，但人老实能过日子。”
我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早点摊”上的那个男人，就是我未来的丈夫。
我没有答应，但也没拒绝。
那时候的女孩子，尤其是农村出来的，似乎命运从来都不是自己能完全掌控的。很多重要的决定，总是在长辈的一句话中，被轻轻地带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在炕上辗转反侧，想着那男人说话时眼神躲闪，穿着一双破旧的解放鞋——我承认，我并不喜欢他。
但后来我还是嫁了，嫁给了那个“早点摊”上的男人，徐建军。
我和徐建军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连像样的婚纱都没有，就穿了一件淡粉色的连衣裙。那天我站在村头的土路上，看着远处的红布横幅和几条鞭炮纸，心里空落落的，一点喜悦都没有。
婚后我搬去了镇上，住在徐家那间两层的旧楼房里。
他父母在楼下开了个小五金店，生意说不上好，但也能维持日常开销。
婆婆是个精明的女人，说话直来直去，从来不绕弯子。
她第一天见我就说：“你是个老师，咱家高攀了，但你要知道，进了这个门，咱就是一家人，哪怕你读了书，也得孝顺公婆，干家务。”
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些酸涩。 我以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没想到命运早已在早餐摊上被决定了。
结婚第一年，我怀孕了，婆婆高兴坏了，天天给我炖鸡汤、熬粥。
那会儿我还没分配到学校，只能帮他们店里看看铺子。
怀孕五个月那天，我在店里坐得腰酸背痛，徐建军却在后面打麻将。
我喊他来帮个忙，他竟然回我一句：“你不是老师吗？
这点事都做不了？”我当时气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孩子出生是个女儿，婆婆脸色立刻从喜悦变成了失落。她嘴上不说什么，但在我月子里，她对我的态度冷淡了许多。 “儿孙满堂”在她心里，就是“儿子”多才算。
女儿小慧一岁时，我终于被分配到镇上的小学任教，那是我这几年里第一次感到自己还有点价值。
可惜，教书归教书，家里的事一样不能落下。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做饭、打扫、送孩子，然后骑车去学校上课。
晚上回来还得做家务，辅导孩子。
徐建军呢？
他依旧是早出晚归，偶尔回来还喝得醉醺醺的。
我不止一次和他吵过。
他第一次出轨，是在女儿三岁那年。
那天我偶然翻到他手机，看见他和一个女人的暧昧短信。
我问他，他不认，说那是客户开玩笑。
我气把手机摔了。
他竟然扬手打了我。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恐惧——原来婚姻，不仅不能带来安全感，反而让人身陷牢笼。
我一度想离婚，可一想到小慧，我又咬牙忍下了。母亲知道后只说了一句：“女人嘛，嫁了人就得过日子，忍忍就过去了。”
忍啊，忍了十几年。徐建军的生意时好时坏，后来干脆不干了，天天窝在家里打牌。孩子上初中了，我一个人教书、养家、伺候公婆、照顾孩子，活得像个陀螺。
我最痛的一次，是小慧高考前夕。那年她成绩不理想，情绪低落。我鼓励她：“没事，失败一次不算什么，妈陪你复读。”结果徐建军却说：“要复读你出钱，我不掏一分。”我听了这话，心彻底凉了。
小慧考上了一个普通的大专，我依旧高兴，起早贪黑打了半年补课班，只为供她读书。可她毕业那年，突然告诉我她要结婚，对方是她打工时认识的一个男孩，没多少文化，也没正式工作。
我劝她再考虑考虑，她却说：“妈，我不想像你一样，读那么多书，最后还是过得那么苦。”
我哭了。不是因为她要嫁人，而是因为她看不起我这段婚姻，她知道我受了多少委屈。
我曾为了她，忍辱负重、隐忍多年，可她最终，却没有理解我。
如今我一个人住在老屋里，徐建军早在五年前就和一个外地女人跑了，小慧也嫁去了外地，平时一年难得回来一趟。我不埋怨他们，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我常常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想起那年夏天的早点摊，想起那个穿着解放鞋、低着头的男人，想起母亲和小姑那句轻描淡写的“人不错，能过日子”。
命运就是这样，一旦被人代替你做了选择，你便很难再掌控它的方向。
我不恨母亲，也不怪小姑，更不怨那个早点摊，只是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我没有点头，如果那天我说“不”，是不是我的人生会不一样？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那些被安排的人生，就像一碗早已端上的豆浆油条，不管你喜不喜欢，终究还是得吃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