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溃败—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

在第一年战争中，国民党军被解放军歼灭的营以上正规军，折合约97.5个旅(师)，292.5个团，78万人；被歼的营以上非正规军，折合约127个团又3个营，34万人。两者共计被歼营以上部队426个团，112万余人。

国民党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至370余万人，其中，正规军虽然仍保留248个旅的番号，但人数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

在被歼灭的或受到歼灭性打击的113个旅中，有11个旅尚未得到补弃，有一些虽获得了补充或较多的补充，但其战斗力已大大削弱。

被歼灭，是指一个战斗单位(例如旅)全体被消灭或大部被消灭者；受歼灭性打击，是指一个旅有一个团以上被消灭，但其主力未受损失者。国民党的总兵力虽然经过不断补充，还是减少约60万人，正规军减少约50万人。

这时，国民党以248个旅中的227个旅进攻解放区，其中，用于南线战场的157个旅，一部分担负防御、守备任务，能够作战略机动的仅40个旅左右；用于北线战场的70个旅，大部担任对交通线和重要据点的守备，能作战略机动的兵力为数寥寥；国民党军的后方非常空虚，在长江以南及西北新疆、青海、宁夏等19省的地境内，只有 21个旅，其中在湘、桂、黔、闽、浙、赣等 6省，几乎无一个正规军。国民党已没有什么第二线部队了。

在第一年作战中，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正规军将领，上将1名，中将7名，少将97名；非正规军将领，上将2名，中将14名，少将55名，两项合计176名。被击毙的正规军将领，中将2名，少将14名；非正规军将领，中将3名，少将7名，两项合计26名。总计被俘、被击毙的高级将领202名。

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常公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跟随常公多年征战，为建立与保卫“蒋家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被俘或被击毙，无疑给了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也是常公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因为高级官长被俘，反而使我们官兵在心理上受到刺激与侮辱，以致精神上转为沉闷、消极，无法振作起来。'（蒋介石《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1947年10月19日）

常公原想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一举打败解放军，但结果是自己有生力量大批被歼，他宣布的结束战争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在这种情势下，广大官兵的厌战情绪，失败情绪，随着在战场上屡打败仗而日益发展。不但下层官兵，就是高层指挥官也对这场战争能否取胜持怀疑态度了。常公本人就承认，

许多高级将领，“对于剿匪军事的前途，表示悲观，以为没有胜利的希望。”（蒋介石《建立必胜信心完成剿匪任务》，1947年6月19日） “一般中央同志对于时局怀着种种忧虑，甚至感到惶惑不安”，“许多同志，都丧失了革命的信心，忘去了自己革命的立场和责任，心里面笼罩着一片悲观的心理'。（蒋介石《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1947年6月30日）

对这种状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看到了，他在1947年3月12日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写道：

国民党政府军“没有士气，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而战”。他在7月17日的报告里又说:“厌战心理和日甚一日的不祥之兆，正瓦解军心。”

司徒雷登多次敦促常公要引起重视，想办法振作军队的士气。

司徒雷登

国民党军队士气衰落还反映在广大官兵对常公信念发生了动摇。对战争前途丧失信心，必然导致对常公信仰的动摇，常公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并经常对部下灌输封建忠君思想。许多将领曾认为，跟着他打共产党，搞“戡乱建国”，一定能够胜利。但是随着战争连连受挫，广大官兵想到这是因为常公决策的错误，指挥的错误造成的，因而对常公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常公自己也察觉到这一点。

1947年2月26日，常公在南京专门作了《恢复信心，信仰最高统帅》的演讲。指出（同学们赶紧拿出小本子记下来，这是考试重点）：

现在一般高级将领“不把剿匪当作我们生死攸关的一件事，这种现象，已经是我们失败的征兆'。

然而，“我认为最危险最痛心的一件事还不在此”，而是“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师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

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的一个老头了，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

常公说，这就是“一切失败的总因。”“对于统帅的信心如果不能恢复，那我们今后作战不仅不能胜利，而且还要陷于更悲惨的境遇——大家都要作土匪的俘虐！”

然而，这种状态不但没有恢复，而且日趋发展。

国民党军包括中央军，亦即常公的嫡系部队和地方军(如西北军、东北军、滇军、川军、晋军、粤军、桂军、马家军)，其比例大体各占一半。

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地方军与地方军之间，乃至中央军内部，均矛盾重重，各图保存自己实力为第一要着“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现象，在这次战争中常有发生，而且呈上升趋势。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击毙的张灵甫(整编第74师师长)在给常公的诀别信里写道:

“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 “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 （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1947年6月5日）

张灵甫

常公经常拿张灵甫的这封信教育部属希望能纠正这种恶习，但效果微乎其微。

战争进行到1947年6月，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只在陕北、山东两战场还在继续，但是，其势头已经大大削弱了，且被陕北、山东解放军拖住，进退两难。在这两个战场的中间鲁西南、豫皖苏、豫西，直至大别山区，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形战略态势。在东北、华北，自从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的时候，这两战区就已转为战略防御，在东北、华北解放军的打击下，战局日趋恶化。几个主要战略集团已被分割，相互间难以协同配合。

抗日战争结束时，曾经是常公政府财政的“黄金时代”，那时他得到了美国政府大量的装备、剩余物资、救济物资和各种贷款还接收了大量侵华日军物资。常公1947年5月30日说，“抗战胜利之日我们的外汇已达到九亿元(美元)”但是，这些横财不久就大部消耗，经济危机随之爆发。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工商业大批倒闭，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危机。

由于常公政府推行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于美国资本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中国(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古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到1947年已占70%，稍后达到80%)，美国资本与常公的官僚资本相结合，控制着中国的经济生活，使已经处于困难境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大批民族工商业倒闭、破产，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初，仅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20多个城市，倒闭的工厂、商店达2.7万家。（转引自《民国价格史)1992年版，第392页）

上海市原有工厂4050家，1946年底已倒闭了3160家1947年的开工率为20%。天津原有大小工厂5000余家，1946年底已关闭1500多家，1947年完全停工和半停工的达95%。1947年的工业生产量较抗战前的1936年下降30%以上。（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中国是一个农业不发达的大国，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历届反动政府的残酷压迫、剥削农民，农村经济一直是落后的，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非常贫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又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遭到极大摧残，抗战胜利后，广大农民盼望重建家园，休养生息，过安静的生活。但是常公政府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反而把内战的重担强加在农村人民身上。

农村壮丁被抓去当兵，地主的残酷剥削，保甲长一年四季的勒索，使农业生产破坏，农民生活更加悲惨，1946年河南、湖南、广东三省，弃耕农田达5800万亩。1947年各省耕地大片荒芜，江苏高达3/5，安徽和湖南各占1/3，河南占1/4，广东高达3/4，农作物产业大幅度下降。1946年稻谷总产量比抗战前的1936年减少约7720万担，1947年又比1946年减产约1420万担，小麦1947年比1936年减少4995万。（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676页）

1946年的农业产量与1936年相比，减少33%至40%。（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742页）

1947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严重粮荒。按最低需要统计，稻谷缺6000万担，小麦缺5600万担。（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史纲》第676页）

司徒雷登在1947年5月30日致美国国务卿的报告里写道:

“在中国最杰出的国立研究机构中的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员，对大使馆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由于粮食问题，中国的经济形势普遍比已知的情况更槽。他们声称，在长江流域的华南，80%的衣民现在完全没有大米，大米都在富裕的地主手中。”（《被遗忘的大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01页）中国农村两极分化加剧。

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1947年为14万亿元(法币，下同)，总支出为43万亿元，财政赤字29万亿元，占支出的近70%。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征税，把巨额赤字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47年5月20日，有一位参政员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参政会上，讽刺国民党的税收政策，“民国万税，老百姓只有放屁，方不纳税!”当时人活着要纳税，死后还要交坟墓捐。

二是大量发行纸币。1946年货币发行量为3.7万亿元。1947年猛增至33万亿元，为1946年发行量的近10倍。除国内印币厂赶印纸币外，还到美国、英国去印刷钞票。其恶果是货币贬值，物价猛涨。如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日本投降前夜的物价约为1800倍，到1947年7月则约为6万倍。米价，1947年4月上旬，每担10.7万元，下旬28万元，5月下旬上涨至40万元。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2头牛，1945年只能买2个鸡旦，1946年只能买固本肥皂1/6块，1947年则只能买一个煤球货币。贬值之快，物价上涨之猛，都是空前的。

国统区经济：薪水多到麻袋装

导致国民党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常公不断扩大内战，从而造成军费激增。1946年的军费开支占国民党政府全部收入的60%左右。要摆脱经济危机，就必须停止内战。但是，常公既不想，也没有可能把这场由他挑起来的战争停下来。他像赌输了的赌徒一样，总认为只要打下去，他就能挽回败局。战争更激烈，常公的经济危机也就越严重。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评论说：

'中国的经济问题，不能与政治军事问题分开。通货膨胀问题虽是十分严重，但它只是更广泛，更深刻的问题的一种征象。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已成为一种破坏性的经济事实。但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却是一个军事上的事实，就是说2/3以上的纸币发行是直接用于支持政府的军事努力的。而且，纸币流通速度的突然增加，是与军事失败而使纸币信用骤然降低有着连带的关系。”（转引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0页）

常公政府的政治危机的一个表现，是这个政府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常公的政治欺骗已经破产。常公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等丧权辱国条约；大借美债，大用美国送来的军火，屠杀中国人民；严厉镇压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学生、城市贫民；逮捕和暗杀爱国民主人士，取缔民主党派，这一切就使常公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遭到全民的反对。

常公政府的政治危机的又一个表现，就是这个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随着战局的日趋恶化而加剧。派系之争也愈来愈激烈。

从以上军事、经济、政治三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全面内战虽然才进行了一年，但是，无论在哪条战线上，常公政府都打了败仗。正像毛主席1947年5月30日指出的那样:“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事实证明，“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4、12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