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记录真实战争故事的刘霞。

前久我们记录了隐秘战线杨子平烈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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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后人杨阳老师告诉我，她的表姐武珉家也有抗日牺牲的烈士，希望我能记录下来。

我联系上武珉后得知，武家的烈士叫武止戈，是武珉的二伯父。

武止戈这个名字，我乍一听很陌生，看完他的履历，才感叹自己历史需要补课。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长城失守，北平、天津危在旦夕。

国难当前，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一群热血军人，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组建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战。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抗日同盟军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四县，这是自日军侵华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胜仗，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国土。

这些是我们熟知的历史，而我们不知道的是——抗日同盟军总部高级参谋和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就是武止戈。

一场战役的胜负，参谋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武止戈烈士的故事，不仅是一段被遗忘的真实抗战故事，更是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名门望族往事。

武止戈是何许人也，为何能担此重任？还得从他的家世说起。

武止戈的父亲叫武树善，字获堂，号念堂，陕西省渭南县武赵村人，清朝光绪年间乡试中举，任渭南景贤书院山长。

据史料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陕西大旱时，武树善捐资赈济渭北饥民。

此后，武树善先在壶关、安 邑、永济、临汾等县为官，后调平阳府任知府，统辖晋南十三县。

武树善在壶关任职时，在防盗安民中政绩卓著，又积极于学制改革，捐银两千两兴办学堂，备受当地人民称赞。

在安邑任内，武树善曾说服八旗军，为诬定为“匪徒”的十余名百姓平反冤狱，当地人民赞为贤吏，并捐万民伞。

武树善博闻广识，对清末军政之腐败极度反感，同情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聘其为国会议员，他断然拒绝，辞官返回陕西，定居西安。

现在西安大湘子庙街11号院，就是武树善的故居“武家大院”。只可惜，大院的厚重与恢弘，只存在于那些泛黄的回忆文字里。

气度不凡的武树善举人

武树善不仅学养深厚，还是个学富五车，幽默机智的高才，坊间留下不少他的故事。

回陕西后，武树善修缮编撰了很多陕西专业的志书，当时被称为西安的四大老之一。

据武氏后人回忆，作为西安开明士绅，武树善一直是共产党统战对象，朱德老总曾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专门请他吃饭。

武树善也曾经送过许多书到延安，毛泽东为答谢，曾托当年边区主席（后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杨明轩回送武树善《联共党史》，并附借书条（文革中遗失）。

虎父无犬子，武树善共有6个儿子，个个都很出色，为抗日牺牲的武止戈，在武家兄弟中排行老二。

武止戈的大哥武憲祖，也叫武少文，毕业于交通大学北京分校经济系铁路管理科，设计并主持过陕西若干道路和桥梁的建设，在西安经营地产、戏院、电影院等。

武少文思想进步，与中共地下党关系密切，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掩护和帮助中共地下党，曾将地下党电台长时间藏在武家大院藏书楼中。

有这样的父亲和大哥，武止戈的人生注定会不平凡。

1902年4月30日，武止戈在老家武赵村出生，他在武赵村上了私塾，后随父母全家迁居西安。

武止戈本名叫武憙祖，武家兄弟的名字都带“心”字。武憙祖曾用过化名胡之康，参加革命后改名武止戈，意为停止战争。

武止戈在西安读完小学后，进入圣公会学校学习，这是外国教会办的学校，著名的进步教师蒲化人当时正在西安传教，武止戈得以师从。

在父亲、兄长和老师的影响下，武止戈广泛阅读了反映新思潮的中外书刊，小小年纪就满怀忧患，忧国忧民。

1919年，北京率先爆发“五四运动”，武止戈与进步学生一起，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拦，勇敢地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

在临时搭就的讲台上，武止戈慷慨陈词，发表演说。每每讲到列强肆虐、国土沦丧时，他声泪俱下，听者无不感动。

身为富家子弟的武止戈，并没有为优越的家庭环境所沉醉，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他与好友几人商定去外地求学。

1920年，武止戈考入天津南开中学。

他和同乡筹办了天津南开学校陕西同乡会，和家乡学生一起组织进步团体，创办《贡献》月刊，号召陕西青年奋起改造社会，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求平等。

武止戈精力充沛，从文章撰写、编校到杂志出版、发行，他跑得最勤，时间久了，大家亲切地送了他一个“腿腿”的外号。

武止戈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准备报考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陕西旅京的学生领袖、北大学生、共产党员刘天章。

在刘天章的引荐，武止戈多次拜访了李大钊先生，并去北大听课，受益匪浅。

这年10月，武止戈和刘天章、李子洲等人共同发起，将《共进》半月刊社改组为进步的政治社团——共进社。

心怀家国的武止戈

1923年初，经刘天章介绍，武止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这一时期，武止戈常常挑灯夜战，撰写了多篇革命文章，对当时马列主义宣传、党组织的建设有着积极意义。

熟读马列主义的他，正确地论证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指出：“一切社会制度，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组织不改组，政治的改组是无用的……”

武止戈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用办教堂、设学校而推行文化侵略，欺骗人民，麻痹青年的罪行，明确指出：“教育的职能是要给学生革命的能力，向上的精神，以创造未来的社会。”

在当时的进步组织中，武止戈的表现是很突出的，他很快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仅半年时间，青年团团员就发展到180余人，成立了20多个团支部。青年团对于政治宣传，尤其是学生运动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1924 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武止戈来到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

上海大学当时是党的秘密机关所在，教员中优秀共产党员就有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施存统、向警予、肖楚女、郭沫若、茅盾等，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

更巧的是，武止戈的三弟武慶祖（后改名为武思茂）也在上海大学社会系，并且弟弟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武止戈、武思茂两兄弟只相差两岁，他们的青春成长经历比较类似。

当时，武家老大、老二、老三，被党内人士亲切称呼为“西安武氏三兄弟”。

武止戈到上海大学不久，团中央计划安排他赴苏联学习。并让他赴苏联前，利用回陕探亲的机会，帮助陕西建立团组织。

武止戈先到渭南赤水，帮助筹建团支部。又到西安，通过举办了暑期讲习班，筹建了西安地区第一个并由团中央直接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

1924 年 7月，武止戈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当时的苏联，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困难时期，武止戈有时候连肚子也吃不饱，但他依旧刻苦学习，俄文尤其出色，被同学们称为俄文“活字典”。

半年不到，武止戈被派往西伯利亚和黑海地区从事工人运动，这一时期，武止戈吃住都在工人们中间。

这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白天，和工人们一起下海捕鱼，下窑挖煤，夜晚，当工人们进入梦乡，他就着昏暗的灯光，伴着呼啸的寒风苦读。

艰苦的环境，恶劣的气候，使他变得又黑又瘦，同时也锻炼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

一年半的工作结束后，武止戈告别了与他朝夕相处的工人兄弟，回到了莫斯科，转入中山大学学习。

此时，三弟武思茂也在党的委派下，来到中山大学学习，兄弟俩再次在大学里团聚。

武少文、武志祖、武思茂三兄弟，女士为三弟媳顾红梅，都是革命者

在中山大学，武止戈还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尽管学习、工作两副重担在肩，但他对各项工作抓得细致、扎实，有条不紊，使旅莫支部被人们誉为“党内驻苏大使馆”。

1927年夏，弟弟武思茂先行离开莫斯科回国，先在武汉给苏联人做翻译，汪精卫政府叛变革命后，党指示武思茂在张发奎部学生军中暂时栖身隐蔽。

其间，武思茂曾因学习骑马不慎摔伤了脊椎骨，送到医院治疗迟迟未愈，遂用针缝合起来，外边看似伤口愈合，其实里边仍在发炎，从此留下了后遗症。

武思茂又返回苏联，直到1930年回到上海，在东方杂志社做翻译工作，成了著名的翻译家。

身在异国的武止戈也时刻关心着国内政局的发展。得知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正发展的如火如荼时，他向党组织提出学习军事。

这颗党内冉冉上升的新星，很快要迎来革命的真枪实弹。

经批准，武止戈先进入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理论，再到苏联红军中代职实习。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武止戈请求回国参战。获准后，次年春回到祖国。

不料，武止戈在哈尔滨时，却被反动军阀逮捕，在沈阳、大连羁押数月，遭到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致其患上严重的急性肠胃炎病症，生命垂危。

父亲武树善找到驻陕军阀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写了字条交给大儿子武少文去东北救人。武思茂也赶到大连，通过地下党组织联系上外国人埃斯计划营救二哥。

在武家的合力营救下，武止戈被转送上海治病。这一时期，武思茂、顾红梅夫妇也在上海干革命工作，武思茂已是有名的翻译家。

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社》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约稿，题为：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的？

武思茂是这样回答的：“中国在国际上与外国绝对平等，全国人民绝对平等，全国电气化，教育普及，全国人民无一人不劳而食”。

武思茂《梦想的中国》全文

一个公平、富裕、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是武思茂的理想，也是武止戈的理想。

武止戈伤病刚刚初愈，就受党的派遣来到张家口，同张慕陶、吴化之三人组成中共张家口特委。

此时，日军大举向华北逼近。

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将领，筹划成立察哈尔绥远抗日同盟军。

受中共张家口特委和冯玉祥将军的委托，武止戈日夜兼程，穿越内蒙古大草原，到苏联驻蒙古使馆争取苏联援助的工作。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

懂战略力量，有军事实践的武止戈，先后被任命为总部高级参谋、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6月下旬，武止戈与吉鸿昌率部英勇出击，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数县。

7月上旬，抗日同盟军又兵分三路，对日军重兵镇守的多伦县城发起猛攻。

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抗，还派出３架飞机轰炸扫射，抗日同盟军３次攻城不克，伤亡严重。武止戈心急如焚，与吉鸿昌一起分析研究，决定采取内外夹击和夜战解决战斗。

7月11日那天，他们派副官和挑选出来的40余名精干士兵扮做商贩，分批混入城内，又组成一支敢死队，由吉鸿昌、武止戈亲自率领，从西、北、南３个城门向敌人发起进攻，在混入城内的战士策应下，打开西门，冲入城内。

在一片喊杀声中，敌人惊慌失措，遂向城东北角退去。巷战肉搏３小时，将日军消灭大部，溃兵弃城而逃。

至此，失陷70余天的多伦城，经抗日同盟军５昼夜鏖战后宣告光复。

这是自日军侵华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胜仗，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国土。

抗日同盟军的节节胜利，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也使日伪军大为震慑。

他们一面派重兵反攻多伦、沽源，一面加紧勾结国民党投降派何应钦，共同围攻抗日同盟军。

面对强敌，吉鸿昌与抗日同盟军各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表示“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决心将日寇赶出中国。

根据中共中央前委指示，抗日同盟军日夜兼程，准备攻打承德。其后，前委又贸然提出“打进北平过中秋”的口号。

武止戈等人据理力争，坚决反对这一冒险计划，建议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又有回旋余地的陕北去，同刘志丹等人领导的陕北红军汇合，扩大革命根据地。

但可惜，他们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前委采纳。

1933年8 月底，武止戈回到吉鸿昌部任参谋主任，继续协助吉鸿昌指挥作战。

9月下旬，武止戈协助吉鸿昌、方振武等抗日同盟军将领，率部三四千人，由独石山出发，众将士高唱战歌：

“同胞武装起，携手去杀敌。壮士怒冲冠，日阀心胆寒。边疆一场战，失地夺回还。望我劳苦兄弟，英勇杀敌莫迟延……”

冲破敌人的几道防线，连克怀柔、密云、昌平等县城，攻占了大小汤山，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敌人不甘心失败，调集大量兵力，对抗日同盟军围追堵截，抗日同盟军伤亡很大。

10月13日上午，在当时的河北省顺义县西许南园村抗日同盟军驻地上空，突然飞来十几架日军战斗机。

“轰隆隆”的炸弹声响过，顿时火光四起，在硝烟弥漫的烟尘中，身材瘦高的武止戈骑着战马往返奔驰，大声疾呼武，沉着指挥抗日同盟军转移隐蔽。

突然，一颗炸弹落下，武止戈和战马一同倒在血泊之中，壮烈殉国，时年 32 岁。

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就此陨落。

武止戈牺牲后，弟弟武思茂继续坚持抗日，但之前脊椎骨严重损伤的后遗症不断复发，他身体状况一直很差。

期间曾会西安求助父兄支持治病，为了不拖累组织，武思茂想去延安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抗战还没胜利，武思茂在西安病逝。

武珉告诉我，武思茂去世后，二伯母顾红梅没有再婚，解放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工作至退休。

两位革命家无儿女，武家后人在长城脚下为武思茂夫妻立碑，永志记念。

武止戈牺牲时才32岁，只留下一个儿子叫武永升，有些资料把武止戈和武永升搞混淆了，抗日牺牲的是武止戈。

武永升现在也只留下一个女儿，叫武芸，目前生活在新疆。

我联系上武芸时，得知她前两年动了次手术，可能麻药使用过量，过去好多事情记不住了。

好在武芸的老伴张校正，不仅思维敏捷，而且还是个热心肠，对武芸的家世也比较熟悉。

张校正是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水利方面的专家，还研发的大型应用软件，互联网使用毫无障碍，给我发来很多武家的资料和照片。

张校正从初中就和武芸在一个班，高中、大学都上的一个学校，毕业以后一块自愿到新疆来的，一辈子都没分开。

他说：“武芸家的事我都比较熟悉，我可以替她讲讲。”

武芸是1937年3月4日生的，母亲生下她没满月就去世了，10岁那年父亲武永升也去世了。

父母去世后，武芸是武止戈的四弟武志祖照顾长大，从武家大家族的排序上，武芸一直称呼他六爷。

武志祖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西洋文学系。在大革命时期在上海追随兄长参加革命，曾任闸北区共青团宣传委员。

武志祖几十年精心研究语言学，精通英、法文、俄文和拉丁文，历任西北农大和西北大学外文系二级教授，深受到教师和同学们的爱戴和尊敬。

武志祖夫妇虽然和武芸隔着一辈，但自从武芸母亲去世，她就是六祖母照顾，六爷夫妇从小看着她长大，视如己出，对她一直都很好。

武芸和六祖母

可能是家族基因的影响，武芸从小政治热情也很高，初中毕业时响应党组织号召，申请要报考师范，从事教育。

武志祖得知后不同意，说你不能上师范，你将来要上大学的。武芸因此她才上了高中，最后考入大学。

武芸中学就在家门口的西安东南中学，那是比较有钱的人家才能上的，后来改成西安市第五中学。

张校正和武芸初中、高中都在一个班，但从来不知道她是烈士后人。

到解放后，很讲究家庭成分，武芸一直填写得都是“地主兼资本家”。

为什么这样填，因为她太爷武树善是渭南著名的乡绅，她的大爷武少文又是陕西的民族资本家，她就填了太爷、大爷的。

其实，武芸是武志祖照顾长大的，武志祖是大学教授，她的家庭成分就算不填烈士，也应该填职员。

张校正回忆说，武芸这个人心大，也很单纯。他们那一代人，都是长在红旗下，根本没想过要沾祖辈的光，都争着青春献祖国。

高中毕业后，武芸和张校正正式恋爱了。大学俩人都报考了西安交通大学，选择国家最需要的专业，武芸是水利土壤改良专业，张校正是水工建筑专业。

1959 年，四年制的武芸先毕业，五年制的张校正对她说了，我们去建设新疆吧，新疆需要我们的专业。

张校正让武芸先去，他晚一年毕业再去找。武芸马上报名到新疆了，先是分到乌鲁木齐市一个农场教书。

农场当时离市区只有二三十公里，但武芸觉得自己学水利工程的，不搞勘测设计，教书算什么啊？

所以，武芸提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申请到南疆的一个勘测队，很远，条件也很艰苦。

武芸夫妇和大儿子

1961年底，张校正也如约来到新疆。按专业应该分在水利厅，但他想去农垦厅，因为要和武芸在一起。

张校正在学校各方面表现都是拔尖的，那时候实行5分制，他全是 5 分。单位得知后不同意他走，说你不要动，我们把武芸调过来。

可那时俩人还没结婚，武芸也调不出来。为了团聚，两个年轻人马上决定结婚。

张校正回忆说，那时候布票很紧张，俩人结婚都没有新衣服。

其他物资也很匮乏，单位给发了一公斤水果糖，谁进门贺喜就给谁两颗，也没有啥仪式，两张单人床拼一起成了婚床，单位给了一张三斗桌，两把凳子，这就是全部的家具。

张校正说，这个最简陋的婚礼，那时候一点不觉得苦，俩人都感到很幸福。结婚后夫妻倆就在一块工作，一辈子没有分开过。

后来，因为武芸填写的“地主兼资本家”，夫妻俩也没少遭罪。武芸被抓去毒打到住院，张校正也遭走资派污蔑烧麦子，不得已带着两个幼儿逃回西安。

张校正又笑着补充，说：“后来这些都审查的清清楚楚，凶手都遭到了批判，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打武芸的三个都患癌症早早去世了，你说怪不怪。”

人不能仗势欺人，还是要多做好事。

一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武家长辈们聊起来才知道，武芸填写的家庭成分竟然是地主兼资本家。

大家都惊讶说，你傻呀，我们都是革命干部，你怎么是地主、资本家呢。

确实如此，不仅武止戈、武思茂，武止戈的另外两个弟弟走的也都是革命道路。

五弟武慰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延安抗大第四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由党组织派往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

六弟武德祖先是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后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酷爱艺术转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后任教于西安美术学院，历任油画系主任、教授及研究生导师。

不止武止戈六兄弟投身革命，武树善的侄子武纬是起义的抗日将领、外甥李茂堂是毛主席任命的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武家兄弟解放后在自家花园

张校正算了算，说知道武芸爷爷是抗日牺牲的烈士那年，他都29岁了。

他笑着说，要早知道这个的话，那她肯定不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了，她是革命烈士后代，响当当的红三代呢。

知道后也无所谓了，那时候已经在拨乱反正，一切苦难也都过去了。

所以，一直到现在，单位都不知道武芸爷爷是抗日牺牲的烈士。

因夫妻俩都是搞技术的，从来也不想当官，别人要给当个小领导，影响到自己搞工作，都是要推辞掉。

张校正说，虽然没对外人说爷爷是烈士，但家族爱国的情节是刻在基因里的。夫妻倆工作从来都是走在前面，他在大学就是团支部书记，到了单位也是厅团支部的副书记。

他还说，夫妻俩各方面都力争优秀，但他们从来没写过入党申请书，为什么没入党？因为总觉得自己还不够格，没有像祖辈那种可以为革命献身的信念。

他又补充，虽然没入党，但夫妻俩都是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可以说，他们是党外布尔什维克，一直紧跟党的政策。

1981年1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追认武止戈为革命烈士。

武止戈牺牲后不知道埋在哪里，后人也没有祭扫的地方。之前大家都忙于工作，顾及不了祖辈的事。

到张校正和武芸退休后，他就想去找找这个武赵村，就是武芸太爷爷、爷爷的老家，希望够找到些信息。

张校正说，自己想法比较简单，他们不仅是武芸的先辈，而且是先烈啊。

他说：“特别武止戈，他可是抗日牺牲的烈士，别人管不管，关心不关心我不管，但我们自己得找一下，我们还是比较看重这个。”

张校正的提议，武芸自然很高兴。于是，夫妻倆就从西安一边开车一边问，那时候也没个导航，一路问到陕西渭南的一个小地方，还真的找到了武赵村。

村子是找到了，但当时也不知道要找谁问，就在村子里看看，算是无功而返了。

但人去到那里，就和那里产生了链接，情感还是不一样的。2018年3月26日，张校正和武芸再次重返渭南武赵村。

这一次还有武家的后人武瑛、郭宁静一起。他们先在渭南的农贸市场上买了些野菜，在渭南街上吃了饭，就前往武赵村。

比起前次来，武赵村明显气派多了。见武赵村村部的广场上有闲聊的村民，他们过去介绍说是武止戈烈士的后人。

村民一听，说，对面的一大片麦田要建成“止戈广场”了，让去找他们的村书记了解详细的。

武芸有三个儿子，都各有所成

张校正找到武赵村党支部书记刘新法，对方听说是武止戈烈士的亲孙女来了，而且都82岁了，立刻向有关人员打电话报喜。

刘新法是河南人，祖上解放前逃荒来到武赵村，是武家的佃户，他多次谈论当时武老爷对村民的大度。

刘书记说，父辈很多人耕种武家的土地，什么都不交，年终向西安武家大院送一点土特产就算完事。

武树善虽为地主老爷，但武赵村村民都很敬重。

谈起武老爷家多么富裕，刘书记说，当时给武家盖房子的一个工人用剩下的建筑材料又给自己盖了院子，结果，土改时却得了富农的成分。福兮祸兮，好在现在他们的后代都过好了。

刘书记还将武芸带到一个武姓人家，论辈分，他们的父亲比武止戈低一辈，算起来他们与武芸同辈。

武芸很高兴，说没想到八十多岁，还当了一回姐。

让张校正几人没想到的是，谈到武止戈烈士，村里人都引以为荣。大家不仅知道他的革命事迹，还保存着记录武止戈的革命事迹的各种书籍。

刘书记说，要让后代牢记革命前辈，要有新的情怀，建设好新农村。

看到武赵村收集的丰富资料，张校正赶紧拍了照，发给武家的大家庭。应刘书记的要求，他将西安大湘子庙街武家大院有关人的联系办法都写给了他。

武赵村自称为“枣乡”，家家有果园，村民生活都比较富裕，没有贫困户。

居住区临公路的另一边，正在盖一个综合楼，是集体财产。村民每家都有一个一亩地的大宅院，门楼是刘书记统一定做的，高大、气派。

村里的武家人说，村书记虽是外姓人，但确实是一个为老百姓办事的好官，村里老百姓都拥护他。

张校正几人了解完，准备回西安时，刘书记热情留他们吃饭。他说人老了，都不吃晚饭了。无奈刘书记太热情了，还是“强行”将他们带到几公里外的一个饭店。

那是武赵村村民红白喜事的聚会处，刘书记还请了两个武姓本家作陪，招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

吃饭途中，免不了又聊起了武家的往事，让张校正夫妇再次为祖辈自豪。

武芸与武赵村刘书记

走时，书记又送了每人一袋渭南时辰大油包子，还送了三袋武赵村的特产——“武赵田园脆冬枣”。

张校正说，原本没想到能见到什么人，什么也没有带，现在联系上了，以后还要再去，一定补上这个人情。

他还说，能够受到武赵村民的款待，那是因为武家祖上积德，是因为武止戈为抗日殉国，作为后人很感恩，也要对得起烈士后人的身份。

武家算得上名门望族，但家族中没有人只顾享乐家族的兴旺，没有铺张奢靡的生活和抱残守旧的价值观，而是勇敢，是承担，是在关键时刻勇敢迎上死亡。

这让我们恍惚看到了久远的贵族精神。

百年之后，财富会散尽，碑文会消失，能够穿越历史周期的，是村民的口碑，是爱国的精神。

编写：刘霞

讲述、资料提供者：张校正、武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