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随着华北地区的解放，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曾经叱咤一方、投靠日寇、残害无辜的吴蓝田，带着家眷从滑县仓皇逃亡。
这个曾经担任日军特务团团长的汉奸，残忍杀害抗日英雄的家属，最终却选择隐匿于上海的小巷中，以“徐州鞋匠”的身份度过逃亡生活。
他以为，只要埋头做一个修鞋的普通人，便可以摆脱自己血债累累的过往。
然而，他真的能逃得掉吗？
情感纠葛与道德审判1936年，郭万善前往延安党校学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给吴蓝田，让他有机会接替郭万善的位置，成为滑县县委书记。
在吴蓝田的私生活方面，他的婚姻状况十分复杂。尽管他早有婚约，却在成为县委书记后，坚持与原配妻子进行离婚。
在这一过程中，他使用了各种借口来为自己的决定辩解，还巧妙地编织了一系列的理由和谎言，成功地欺骗了滑县的女干部陈克勤。
陈克勤作为一名敬业的干部，原本抱有一份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同志的信任，但在吴蓝田的精心编织的谎言网中，她逐渐陷入了情感的困扰。
在多次的工作交流和私下会面中，吴蓝田总是巧妙地将工作与私事混合，逐步减少陈克勤对他动机的怀疑。
他会在晚上安排一些所谓的“工作讨论”，实际上却更多地涉及两人的私人话题，借此机会增进彼此的感情。
吴蓝田与陈克勤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结婚后不久，他便将目光投向了永年县妇救会的一位王姓女干部。
此时的吴蓝田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开始频繁接触这位女干部，并采取各种手段与她拉近关系。
起初，这些行为尚未引起过多关注，但陈克勤很快察觉到了丈夫的异常。
陈克勤的抗议显然无法阻止吴蓝田，他对家庭的态度变得冷漠，甚至开始在公开场合流露出对王姓女干部的倾慕之情。
陈克勤并未选择隐忍，而是多次与吴蓝田发生激烈争执。这些争执逐渐传到县委内部，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吴蓝田的行为与身份格格不入，他的私生活问题很快成为群众议论的焦点。
在组织看来，吴蓝田的行为已经触及了党纪，地委领导对他的行为极为不满，决定采取措施对他进行警告和批评。
在地委领导的干预下，吴蓝田表面上承认了错误，并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一定的收敛。
他返回滑县后，开始进行一些表面的组织工作，发展了一些党员，试图以此挽回形象。
然而，这种改变并未持续太久，他很快再次将精力转向了个人私欲。
吴蓝田以各种借口试图联系那位王姓女干部，还特意安排她来到滑县，以便继续追求。两人甚至不避讳他人目光，公开住在一起。
此时，吴蓝田的行为已经彻底失控。
他的私生活问题不仅破坏了党的纪律，也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他在与这位女干部交往的同时，还与当地一些土匪势力有所勾连，特别是与滑县臭名昭著的土匪郭十斤走得很近。
无视命令与背叛组织随着吴蓝田的行为愈发恶劣，组织内部对他的不满逐步加深。他的不负责任和行为失范已经触及了组织的底线。
当组织最终下令要求他归队接受处理时，他选择了消极对抗。
他对命令置若罔闻，不仅没有按时返回组织，反而继续与外部的土匪势力暗中勾结，试图以此作为自己的保护伞。
组织为了挽回局面，对吴蓝田采取了多次劝告和宽大处理的方式，希望他能够迷途知返。
然而，吴蓝田却将组织的宽容视为软弱，他不但拒绝任何形式的悔改，还进一步疏远党组织，与日寇开始暗中接触。
面对可能受到的党内处分，他心生恐惧，选择了彻底背叛，走上了一条不可回头的路。
1940年，吴蓝田主动向日寇投诚。他将党的纪律和革命理想完全抛诸脑后，彻底成为了侵略者的工具。
他向日军透露了大量关于我党冀豫鲁根据地的重要情报，这些信息极大地威胁到了根据地的安全，也对组织的抗战部署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他的投敌行为受到日军的高度重视，日军迅速为他安排了一个所谓的“特务团团长”职位，让他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
汉奸生涯与残暴行为吴蓝田成为日军特务团团长后，迅速借助日寇提供的权力和武器展开了疯狂的行动。
他利用所掌握的军事情报，对我党在滑县一带的地下组织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剿。
他将大量抗日武装成员及其家属列入黑名单，并组织手下进行地毯式搜捕。
他将根据地的许多交通线、联络点、物资储备地位置通报给日军，使得敌军能够精准打击我党的重要据点，给抗战局势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吴蓝田在配合日寇的同时，还将个人的仇恨融入到了他的行动中。
他对曾经的战友展开了毫无底线的报复，尤其是针对没有帮助他逃跑的聂元昂，他心中积怨已久。
为了报复聂元昂，吴蓝田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其家人的残忍计划。
他派人抓捕聂元昂的侄子，并在公开场合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将其杀害，用以震慑其他抗日分子。
接着，他又绑架了聂元昂的母亲，以此逼迫聂元昂现身。
然而，这些暴行并未达到他的目的，却彻底激怒了当地百姓。
吴蓝田的残暴行径远不止于此。他还带领部队四处烧杀抢掠，对抗日根据地的群众进行报复，更是对无辜村民下手。
许多家庭因他的迫害而家破人亡，滑县一带的村庄被他搅得不得安宁。
他对抗日力量的镇压和对群众的压榨使得他的名声恶臭不堪，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
然而，日军却因为他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而对他格外信任，继续赋予他更大的权力。
到了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投降，吴蓝田的汉奸身份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
他深知继续依附日军已无可能，便迅速改变策略，摇身一变，依附国民党，试图借助国民党的保护来掩盖自己的过往。
他打着反共的旗号，以曾任“特务团团长”的身份谋取新的权力。
他利用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敌视，继续参与打压共产党势力。
然而，对于滑县的百姓来说，他的回归无异于灾难的延续。
吴蓝田重新回到滑县活动时，早已被当地百姓所熟知。
他在抗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已经让百姓对他厌恶至极，而他的再次出现使人们重新陷入恐惧之中。
百姓在他面前不敢流露分毫的不满，却在背后将他视作祸害。
有人暗中向共产党提供了有关他的情报，表达对其恶行的不满，也有人秘密策划反抗，但碍于他仍握有一定的武装力量，这些反抗迟迟未能实施。
吴蓝田利用国民党的支持，在滑县继续过着飞扬跋扈的生活。
他带着手下肆意妄为，强征百姓的粮食和财物，将滑县的百姓压迫得叫苦连天。
他利用国民党的名义，向群众收取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甚至直接没收村民的土地用于自己挥霍。
终获正义的审判与结局1947年，我党成功解放了华北地区，吴蓝田眼看局势无法逆转，只能带着家眷仓皇逃亡。
他没有选择与国民党部队一同转移，而是试图通过隐匿身份来逃避追捕。
他带着家人先逃到了南京，但南京当时已是国共战场的前沿，局势并不安全。
到达上海后，吴蓝田意识到过去的身份已经无法维持，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往，他精心编造了一个新身份。他自称是来自徐州的鞋匠，以手工修鞋为生。
他的家人也尽量低调生活，不与外界过多接触。这个身份虽然让他暂时逃过了追捕，但修鞋的收入极其微薄，仅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到了1950年，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吴蓝田不得不想办法筹措更多的资金。
他想到自己在北京还有一处房产，便决定将其卖掉以获取资金。
然而，他本人不敢暴露身份，也不方便亲自处理这笔交易，于是他委托自己的弟弟代为办理。
然而，这件事情很快遇到了困难。
当时，弟弟因参军无暇顾及，便将这一事务交给了表哥代为处理。
表哥与吴蓝田并无深厚关系，只是基于亲戚情谊才接受了委托。
这笔房产交易一直拖延了多年。直到1956年，表哥才终于将房产处理完毕。
然而，由于不清楚吴蓝田的真实身份，他并未将房产交易的款项直接交给吴蓝田本人，而是通过信件联系，希望找到吴蓝田的弟弟将钱转交。
由于当时已经与弟弟失联，表哥的信件最终被寄到了吴蓝田的老家——河南滑县。
滑县的邮局接到这封信后，很快引起了负责吴蓝田案专案组的注意。
信件中提到了一个名为“虞”的户主，这让专案组的成员产生了警觉。
尽管信件内容本身并没有直接提到吴蓝田，但“虞”这个姓氏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通过进一步调查，专案组发现了与吴蓝田有关的线索，最终顺藤摸瓜，锁定了他藏匿的地点。
1956年9月，专案组在上海展开了行动。
经过多方排查，他们终于在一间不起眼的小鞋铺中找到了吴蓝田。
他被当场逮捕，并迅速押解回河南滑县接受审判。
1957年3月20日，吴蓝田在公众的注视下被公开处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参考资料：[1]羊夏.汉奸吴蓝田[J].各界,2019,0(1):3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