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正在湘西军中指挥清军围攻石柳邓、石三保所领导的苗民义军，企图一举消灭‘湘黔苗民起义’的闽浙总督、忠锐嘉勇贝子福康安，因为在艰苦的行军作战中疲劳不堪、又兼水土不服，最终感染了当地常见的‘瘴疫’，积劳成疾多日后在军中黯然病逝，年时四十二岁。
福康安在湘西前线病逝的消息传到京师后，此时已禅位、自称‘太上皇帝’的乾隆帝哀痛不已，追封福康安为‘多罗嘉勇郡王’，赐谥号‘文襄’，以其子德麟降等承袭‘多罗贝勒’爵位。
嘉庆元年（1796年）十月，在第三任主帅额勒登保的率领和指挥下（继福康安之后的第二任清军主帅和琳，也因感染瘴疫而于嘉庆元年八月病逝军中），清军终于攻克了义军最后据守的平陇石隆寨，义军首领石柳邓英勇战死，吴庭义伤重被俘，一度动摇了清朝在西南统治基础的‘乾嘉苗民起义’以失败告终。
嘉庆元年（1796年）十一月，福康安、和琳的灵柩由两人的儿子德麟（福康安之子）、丰绅宜绵（和琳之子）千里迢迢自湘西护送回京师安葬；而在举行葬礼典仪时，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的太上皇帝乾隆帝亲临福康安的灵堂奠酒祭拜，送了这个几乎等同于亲儿子的心腹重臣、晚辈最后一程。
福康安在世之时，因为确实在四方征讨过程中功勋卓著、战绩显赫，又兼有‘外戚之宠’，所以深获乾隆帝的殊恩看重，信任重用有加，这就造成了他平时于待人接物中不由自主地‘气势熏灼、威行海内’骄横跋扈性格。
福康安出仕后，依仗着乾隆帝对自己的殊宠圣恩，在朝中或者出外征战时，从来都是眼高于顶、轻视同僚，满朝文武中除了阿桂、海兰察、和琳等少数官场场前辈或战场上的亲密同袍外，其他人一概不放在眼中，甚至在和皇子们相处时，其态度也是敷衍了事而已（这就为他之后遭遇身后清算埋下了伏笔）。
福康安生前不但踞功自傲、骄纵作威，在军中征战时也奢侈无度，擅窃威柄，糜滥滋甚，不加节制；每逢出征时大多以犒军为名义，不断向地方官府或者平民勒索金银车马财帛，所到之处赃货一片狼藉，这种贪鄙性格也是他人生污点之一。福康安死后遭到嘉庆帝的清算，不是没有理由的。
前文有叙——嘉庆元年（1796年）福康安病逝湘西军中后，被太上皇帝乾隆帝追封为‘嘉勇郡王’，其子德麟也按制降等承袭了‘和硕贝勒’的爵位；德麟也是清朝唯一一个非爱新觉罗宗室、非外藩贵族身份，曾经获得过‘多罗贝勒’这样显爵的异姓臣子（为什么要说‘曾经’，后面再讲）。
德麟承父荫袭爵之后，因太上皇帝的眷顾和关照，日子过得还是很轻松的，并在嘉庆三年（1798）七月被实授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之职；这一年的德鳞还未满二十岁（德麟出生年月不详，大约是在乾隆四十五年、也就是1780年左右）。
嘉庆四年（1799）五月，此时太上皇帝乾隆帝已经驾崩，德麟被嘉庆帝改任为銮仪卫銮仪使；此后，在嘉庆五年（1800）德麟再调任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兼右翼前锋统领，兼补正白旗护军统领；从这些官职任命上来看，嘉庆帝起初并没有要为难德麟、并追贬其父福康安的意思（或许是时机还不到）。
嘉庆六年（1801）四月，二十出头的德麟又调任为正黄旗护军统领。当年六月，或许是为了求名、或许是要向嘉庆帝表忠心显示自己的‘风格’，德麟特地奏请嘉庆帝，准许自己捐钱给朝廷用于救灾——
在奏疏中，德麟请求将自己按照宗室贝勒年俸应领的、之前三年的俸银和禄米，全部上交给户部，以备当年的地方赈灾所用（清制：宗室贝勒年俸二千五百两、另支禄米二千五百斛，三年俸禄就是七千五百两俸银、七千五百斛禄米，合计金额大约是现今二三百万元的样子）。
对德麟主动提出的捐助俸银禄米以协助赈灾的请求，嘉庆帝倒是没有直接拒接，而是不动声色地下旨让他按照仪亲王（嘉庆帝异母兄、乾隆帝第八子永璇）的例子，将本年的秋季应领俸米扣交一半给户部，也就罢了（一千三百斛禄米，折合现今约三十万元左右）。
嘉庆九年（1804）七月，德麟调任为镶红旗护军统领；也就是在这一年，嘉庆帝开始紧盯德麟的日常行为，抓住其在办差中的过错，不断地给他施加惩罚。
而从这一年起，但凡嘉庆帝在诏书谕旨中向在外领兵的诸将帅告诫提醒不要滥赏奢华、靡费军帑时，必要引用福康安当年在军中‘骄奢靡侈’的例子，痛加斥责一番（当反面典型警示后人）。
当年八月，嘉庆帝开始对德麟出手了——当初福康安在湘西军中去世后，德麟曾千里迢迢赶赴湘西，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京师，而沿途的地方官为了巴结德麟（也有德麟私下里强行索要的原因），纷纷致送奠仪，并筹备赏银交付给德麟（以便沿途赏给运送灵柩的仆役和下人），据统计德麟一路上共收受‘奠仪、赏银’计白银四万一千五百五十二两。
而事过多年以后，嘉庆帝开始旧事重提（就是为了打击德麟以及傅恒、福康安一系的富察氏成员），不但下诏再度痛斥已死的福康安‘奢侈滥耗’，还责令德麟赔缴两倍罚银合计八万两，交到内务府作为罚金（交给嘉庆帝自己的小金库了）。
嘉庆十年（1805）九月，看着德麟受罚后还算小心恭敬，于是嘉庆帝将其调任为正白旗护军统领，负责管理一旗的军政要务事宜。次年十一月，德麟以散秩大臣的官职，再调任为镶白旗护军统领，继续在坎坷仕途上历练前进。
三年之后的嘉庆十三年（1808）四月，因‘雩坛视牲误班’（也就是参加大祭祀时，负责检查需要用于祭祀的牛羊等祭品质量，可是却迟到了），‘误职’的德麟被嘉庆帝降爵为贝子，并革去正白旗护军统领之职，只在散秩大臣上行走；这属于降低待遇、免除本官的处罚，已经是很严重了。
嘉庆十四年（1809）二月，因对德麟在这段时间内的‘反省’态度有所不满，嘉庆帝再度传旨通知德麟，让他在家闭门思过，无事不得随意出外游荡交结他人。
当时，南河（黄河南段）河工正在兴办，需要大量的人工和物料，嘉庆帝知道德麟家产丰厚（也是福康安的遗泽），于是额外下旨给他——‘著德麟自行酌量措交家赀若干，以备河工之需（敲德麟的竹杠，变相地罚没其部分家产）。’
嘉庆十五年（1810）九月，因为处罚惩治的处理措施都做过了，于是过了一年‘闭门思过’生活的德麟再以散秩大臣身份成为了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当年十一月再调任镶白旗护军统领（折腾来折腾去，不知嘉庆帝为什么这么做）。
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因所管辖的镶白旗护军参领万神保在较射时‘射布靶俱中箭三枝’（表明此人武艺差强人意），所以其直属主管德麟也要‘连坐’，被嘉庆帝下旨‘交部议叙’（追究管理责任），这也是德麟再一次被皇帝问责（手下射箭成绩不达标，那德麟算是治军无方还是统兵无能呢？）
当年十二月，因在皇宫景运门内私自割下自己的（无意中扯破）衣襟之事，德麟又一次倒霉了——他被革去了护军统领官职，降二级留任，仍在散秩大臣上行走，兼管火器营直宿。
嘉庆十八年（1813）十月，消停了不到两年的嘉庆帝又开始找德麟的麻烦——因在任上失察（什么事没说，也许是没事找事），所以德麟的散秩大臣、兼管火器营事务被全部革退，仅仅保留‘固山贝子’的空头爵位；另外嘉庆帝再‘赏给’德麟三等侍卫（正五品）、在大门（乾清门）上行走，也就是皇宫大门的普通门卫保安。
即使德麟只有‘贝子’的空头爵位，嘉庆帝还是不肯罢休，依旧是用‘失察’的理由，罚了他贝子俸银十年（贝子年俸一千三百两、禄米一千三百斛；十年俸禄就合今天的现金八九百万元左右，不算少了）。
在老老实实地当了六七年的皇宫门卫保安后，德麟在此期间总算得以小小晋升一级，成为了二等侍卫（正四品）；但嘉庆二十四年（1819）四月时，德麟又犯事了——
这一年的‘太和殿传胪’仪式（就是当年的科举考试殿试结束后的发榜过程，属于很隆重的国家大典），身为大门（乾清门）侍卫的德麟居然‘误班’（上班迟到）了！
得知此事后的嘉庆帝顿时大发雷霆，不但直接革去了德麟的贝子爵位、二等侍卫的官职，还下旨命侍卫们就在皇宫的奏事门外将德麟给重责四十大板，然后交给其母（福康安之妻伊尔根觉罗氏）严加管束，在家看押不得外出。
此后，照大学士军机大臣松筠所上的奏议，屁股上的伤还未全好的德麟又被‘发遣伊犁’，给赶到新疆军中去扛枪效力，当大头兵；而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之后，史书上就再也没有德麟本人的任何记载了。
而德麟之所以自出仕以来（尤其是太上皇帝乾隆帝驾崩后）就屡屡被皇帝（嘉庆帝）所针对打击、三番五次的处罚，除了自身确实是有做得不到位、不称职、失察的地方（这些事情任何人在那个位置上都难以避免），还有几个更重要的原因，这才是他大半生倒霉挨罚、屡遭挫折的缘由所在——
一、德麟所在的沙济富察氏家族把持朝政数十年，其祖父傅恒、父亲福康安又长期执掌军权（军机处），在朝野中党羽僚属太多太多。而嘉庆帝身为皇帝，当然是十分忌惮臣子的力量过于强大，他多次惩治德麟，其实就是在打压富察氏家族（傅恒、福康安一系）的官僚派系，以巩固皇权、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
二、福康安在世时，受乾隆帝的宠爱和信任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所以当时和后世的野史都说福康安是乾隆帝的私生子），而嘉庆帝本人则一向不太受皇父乾隆帝的看重和亲近，要不是实在没人可选，嘉庆帝都不会成功继位。
所以，当年风头无二、恃宠而骄的福康安估计都没怎么把还是普通皇子的嘉庆帝（永琰）给放在眼里；而出于人性的羡慕嫉妒原因，即位后的嘉庆帝自然而然地生出了‘报复心’，也要好好整治一下福康安的儿子，以发泄当年的‘忿忿不平心’。
三、嘉庆帝自少年时期开始，就一直生活在皇父乾隆帝的巨大阴影下，无论何事都做得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怕引起乾隆帝的不满和愠怒；好不容易成功继位了，结果还要听太上皇帝（乾隆帝）的旨意号令，实在憋屈得很，这导致嘉庆帝和乾隆帝父子之间其实感情淡薄得很，也就是表面上的功夫做得好而已。
而最得乾隆帝生前宠爱的福康安（还有其子德麟），在乾隆帝一死就被嘉庆帝给重点打击整治，这其中也隐含了嘉庆帝内心中不可告人的小心思——‘老爹你不是宠爱福康安一系吗，现在我让你看看，他的后人都是个什么素质，这样的草包纨绔子弟，也就是你才看得上！’（借机否定乾隆帝的识人和用人，暗搓搓地踩一脚地下的老父亲，就像给乾隆帝在身后上‘高宗’庙号一样的用意。）
所以说，以上所分析的几点原因才是德麟动辄被嘉庆帝针对打击、多次处罚的真正原因所在，在皇权和‘帝术’的高压之下，身世显赫的德麟，也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政治牺牲品而已。
不过，因为傅恒、福康安等富察氏先辈的前世遗泽，德麟本人虽然被一撸到底、革职充军了，但他受父亲福康安荫顾所承袭的贝子（之前还是贝勒呢）爵位总算没有被嘉庆帝给彻底罢黜；在德麟之后，他的儿子庆敏还是按制度承袭了贝子爵位（这也表示德麟的子孙，还是以他最初的贝勒爵位来降等承袭的），继续延续着由祖父福康安所开创的‘家族世袭’爵禄传承。
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庆敏去世，其子文谦袭爵，但降为‘不入八分镇国公’；而按照福康安‘首封郡王’的爵位传承制度，在降为不入八分镇国公后（其实应该是奉恩辅国公才对；但谁叫德麟倒霉、被革爵了一次呢，总之解释权在皇室、在皇帝手中），富察氏这一系的爵位便不再降袭，而是‘世袭罔替’。
光绪四年（1878年），德鳞的曾孙、文谦之子海凌袭封不入八分镇国公；三年后的光绪七年（1881年），因海凌早亡，其弟海年得以承袭爵位，袭封不入八分镇国公，这也是福康安后代中的最后一位‘世袭公爷’。
而辛亥清亡之后，富察氏家族最后的‘不如八分镇国公’海年及其后裔，自然也失去了世袭的爵位，成为普通的平民百姓，然后融入了北京城的市井烟火之中。如果一切正常的话，福康安的子孙后代，现在还生活在北京城内呢。
德麟，是清朝唯一在宗室和外藩（蒙古、回部、蕃部）臣子之外，曾获得过多罗贝勒爵位的异姓大臣；而福康安的直系后裔，也是清朝所罕见的（几乎是唯一的），在宗室和外藩贵族之外，拥有‘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不入八分镇国公’这一系列显爵的异姓臣子家族。
‘铜柱铭勋地，桥门饮至期。摩厓镌篆籀，勒石负躨跜。倬彼瞻云汉，昭兹拓色丝。汤盘孔鼎作，金检玉符基。’——《富察氏世系.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