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4日，美国宣布对中国船舶运营商和拥有中国制造船舶的运营商，进入美国港口收费100~150万美元靠港费，目标是打压中国的造船业。与此同时，李嘉诚家族以228亿美元企业价值出售全球43个港口的交易落槌，美国贝莱德财团入主巴拿马运河巴尔博亚港的瞬间，太平洋上的货轮汽笛声里，中国海运战略版图的一道裂痕正在渗血。这场被包装为“商业止损”的交易，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五周年的特殊节点，暴露出一个尖锐命题：当资本的“逐利本能”遭遇国家的“生存刚需”，中国企业家的坐标系，究竟该以华尔街的K线图为圆心，还是以家国的安危冷暖为半径？

李嘉诚团队反复强调的“港口利润率1%”数据，刻意回避了关键事实：这些港口中，巴拿马运河巴尔博亚港是中国突破“美洲铁幕”的战略支点。2024年，中国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货运量约占中国出口南北美洲总量的21%，其中经巴尔博亚港中转的货物涉及比亚迪电动车核心零部件、宁德时代在巴西工厂的电池原料等关键供应链。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直言：“控制巴尔博亚港，等于捏住了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拉美七寸。”

更值得警惕的是时间窗口的政治算计。交易敲定前1个月，美国刚与巴拿马签署《港口安全合作协议》，明确“允许美军舰在运河自由航行”；交易后，美方对中国货轮加征费用的行为虽无直接时间关联证据，但其战略意图不容忽视。香港《紫荆》杂志统计，2024年中国企业因运河歧视性收费额外损失超10亿美元。

当霍英东基金会在南沙投资的自动化码头年吞吐量突破2000万标箱时，李嘉诚却在抛售承载国家战略的海外港口。这种“前方造船，后方拆锚”的荒诞，恰如1937年“船王”卢作孚率民生轮船公司抢运战时物资，而个别商人却向日军出售煤炭——历史的后视镜里，资本的短视与家国的大义，从来泾渭分明。

作为中资背景的香港企业，和记黄埔的港口交易触碰了三条红线：

其一，背离“背靠祖国”的生存逻辑。香港国安法第6条明确规定：“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李嘉诚家族掌控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2023年处理了华南地区38%的外贸集装箱，其海外港口网络本应是“双循环”的战略节点，却在关键时刻成为美国围堵中国的“抓手”。

其二，透支“爱国者治港”的信任基础。这种“资本漂白”操作，与特首李家超提出的“香港要做国家战略的积极参与者”形成刺眼反差。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直言：“当香港企业的资产配置与国家利益背道而驰，就是在消费中央对香港的特殊信任。”

其三，动摇“一国两制”的价值根基。对比澳门赌王何鸿燊捐赠圆明园马首、霍震霆推动香港健儿参加杭州亚运会，李嘉诚的“去中国化”资本腾挪，正在消解“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香港核心优势。2024年香港青年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企业家的爱国心比财富更重要”，这种民意共识，恰是对资本失格的无声批判。

中美博弈的“新冷战”语境下，企业家的选择已超越商业范畴。看看任正非在孟晚舟事件中“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决绝，看看曹德旺斥资100亿筹建福耀科技大学的担当，真正的中国企业家，从来都是“国家需要处，皆是奋斗时”。

李嘉诚的“纯粹商人”人设，在国家战略面前显得格外单薄。他或许忘了，1997年香港回归时，中央政府为稳定港元汇率，3天内抛售400亿美元外汇储备；他或许忘了，2020年疫情期间，中央援建的青衣方舱医院，12天拔地而起——这些国家力量的托举，才是和记黄埔驰骋全球的底气。当美国可以随时冻结俄罗斯3000亿外储，当SWIFT系统成为制裁武器，所谓“资本无国界”的神话早已破产。

今天的中国，需要的不是“套利型”企业家，而是“战略型”爱国者。正如清末民初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实业救国录》中所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在南海岛礁的灯塔下，在中欧班列的铁轨旁，在华为松山湖的实验室里，中国企业家的丰碑，从来镌刻着“家国”二字。

站在维多利亚港的星光下，回望李嘉诚家族发迹的1950年代——正是抗美援朝期间，霍英东等港商突破封锁为大陆运送物资，才奠定了香港“东方之珠”的地位。历史反复证明：当资本与国家同频共振，方能穿越周期；若资本选择与国家利益背向而行，终将被时代的浪潮吞没。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企业家。巴拿马运河的风浪，不应只是商业新闻的头条，更应成为中国企业家的警示钟——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没有“局外人”，只有“赶考者”。那些将资本锚点深植家国大地的人，终将与时代的巨轮一起，驶向更辽阔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