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百韬在碾庄圩自戕，老蒋将其追赠陆军二级上将衔，还给了他妻儿几十万金圆券的“抚恤金”，并在追悼会上慨叹“黄埔精神不死。”结果参会非黄埔系的将军们背地里嘀咕：“黄埔精神不死者，黄埔精神——不死——也。换言之，黄埔学生的精神不肯为蒋死，而为蒋死者却非黄埔出身之人。”

香港的《文汇报》将这个口号一字不易地作为短评的标题，只是改动了一下标点，成为“黄埔精神，不死？”气的老蒋直翻白眼却无可奈何——当时戴笠去香港带了手枪，还被关了好几天，在香港的报纸，老蒋就更管不着了。

真正的黄埔精神是什么，大多数将军将领是领会不到的，但是他们“不肯死”却是基本一致的，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这一百多位将军，绝大部分是黄埔毕业，我掰着指头数了一下，仅黄埔一期毕业的，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十多人。”

某些网文说什么“功德林关了八个黄埔一期生、枪毙了一个”，那纯属瞎掰：笔者在特赦名单中看到，功德林里的黄埔一期生至少有十三个，而且一个都没被枪毙——“一个不杀”是当时铁定的政策，那个被枪毙的邓子超根本就没进功德林，他是黄埔一期生，也是叛徒，1951年就在宁都被镇压了。

“一个不杀”是战犯管理所不可突破的红线，在1955年、1956年高级战犯集中到功德林之前，重庆战犯管理所是曾上报建议将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判处死刑，结果被公安部否决了。

公安部对战犯的处理原则是“不审不判，集中管教，分批释放”，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之前，已经有十一个身体不好的战犯在1957年1月保外就医了。

战犯们的身份特殊，经历也很复杂，比如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等人都是抗战有功内战有过，功过相抵是正数还是负数不好计算，但他们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却是经过认真评估深思熟虑的，他们首批特赦，也没有太多的反对意见，而黄维却因为战犯管理所的反对，被从名单上划掉了。

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一文中也承认，不先特赦他是对的：“第一批特赦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出去，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话，别的战犯不服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那时我对学习非常抵触，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功德林里的人，无论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两个中将两个少将表现得很“倔强”，黄维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承认：“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井陉看守所机构迁到北平的功德林。那时我的思想要算最顽固了，经常和同犯争吵，抗拒管理人员的管理。”

黄维的嚣张与倔强，是知道自己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才表现出来的，他被俘的时候，可是要多乖顺有多乖顺，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对黄维被俘的经过十分清楚：解放军围住黄维那辆坏掉的坦克喊了两声“下来”，黄维就乖乖地举着双手投降了，根本没有半点自杀的念头。

其实文强也没必要笑话黄维，他在功德林里的“犟劲儿”，一点也不比黄维差，甚至比黄维还犟——他要是早些承认错误，就不用等到1975年在最后一批特赦了。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详细描述了他如何不服和不忿，电视剧《特赦1959》中那个总是搞小动作的刘安国，历史原型就是文强。

文强的倔强，也是在知道自己不会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才表现出来的，他在淮海战场上，也是主动投降的，没有想反抗，更没有想自杀：“来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都是十五六岁， 我一想，大势已去，还是不要打了。我们的武器摔在地下， 这些小孩很勇敢，上来就抢武器，背枪回去报功了。不一会儿，来了几个解放军的兵，把我们俘虏了。”

文强不反抗，小战士走后他们也没想逃，就坐在等着后到的人来“收容”。

刚被俘的文强也很配合解放军的工作，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政委把自己戴的帽子取下来戴在我的头上，政委说：‘今天晚上还要你做一件事情，请你给战俘讲讲话，你只要上 去承认你是中将代参谋长。只说这一句就行了。’ 当晚，在场子上摆了一个八仙桌，有三四百俘虏围着八仙桌站着，我说：‘这边的政委让我讲两句话，讲什么话呢，我是我们指挥部的代理参谋长，是个中将。’ 我一讲完，解放军把我从八仙桌上接下来了， 那天晚上，我单独住在一个房间，吃细粮，还有被子。”

文强刚被抓的时候一点都不倔强，而是十分配合，他是进了功德林后，因为自己没有见到原先的周主任，这才开始破罐子破摔的。

与原第十三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一样，还有两个中将也表现得十分“倔强”，那就是曾任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前进指挥部主任的杜聿明，和原华中“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官，被俘时是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的宋希濂。

杜聿明被俘后用砖头（一说是石头）砸脑袋，宋希濂在照相时故意捣乱，好像不死就对不起老蒋一样，他们后来的表现，也比黄维和文强更理智、更积极，所以杜、宋两位中将都在第一批特赦，而另外两个跟文强黄维一样不服管理也不积极改造的少将，一个在最后一批特赦，另一个则没等到最后一批特赦，就把自己活活气死了——把自己气死的，就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少将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最后一批特赦的顽固特务，就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

文强与日伪特务生死谍战的故事，笔者写过多次，再写就重复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文强和黄维一样，都是一根筋倔到底，所以都是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

特赦时的黄维和文强都不倔了，黄维代表特赦战犯发言：“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执行者，由于我们的罪行，严重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也为自己的选择自豪：“特赦后，让我填个表格。我拿起笔就填：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唯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选择定居大陆没有错，我非常高兴这件事。”

徐远举和周养浩被抓后，相当一段时间都拒绝改造，以至于我们现在也找不到周养浩所写的罪行交代材料，徐远举倒是写了一份“自供状”，但大多数文字都说自己是“奉命行事”。

徐远举和周养浩被抓时毫无反抗之意，被抓后也吓得半死，这一点沈醉看得十分清楚——他自己也吓得够呛：“数以千计的群众在囚禁我们的白公馆附近烈士陵墓祭扫时，爆发出的雷鸣般的口号声，吓得我们这三个血债满身的元凶首恶，都面色惨白，缩成一团，靠在地铺的墙上。徐远举不时用袖子轻轻揩擦由于惊恐而不知不觉从他那鹰嘴尖鼻内流出的清水。”

徐远举周养浩刚被抓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为生死而恐惧，云南起义时任昆明警察局长的李志正，在《“徐鹏飞”、“沈养斋”落网记》中，也回忆了徐、周二人毫无反抗之意的狼狈相：“只见徐远举坐在车中，头戴一顶呢毡帽，身穿一件蓝布大衫，装成老百姓的样子，我们就把徐远举从车上拉下来，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就这样俯首就逮了。周养浩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件海灰色的丝棉长袍，下面穿着一条黄呢军裤，不知他什么时候化装成这不文不武的样子。我一摆头，警察们就动手检查，身上只字不见；打开他的包裹一看，内中有一对水笔，两件衬衣以及鞋袜、日用品等物。”

周养浩和徐远举身上连枪都没带，就是怕被搜出武器而被起义部队就地处决，他们千方百计保住性命之后，特别是得知自己不会被枪毙后，马上变得阴阳怪气和顽固抗拒，对表现良好的宋希濂和写材料积极的沈醉连讽刺带打击，全然忘了他们曾经被吓得缩成一团。

黄维和文强这两个中将，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两个少将，被抓的时候毫无反抗之意，知道没有性命之忧后变成了刺儿头，但是黄维文强和徐远举周养浩，还是有本质不同的，他们之间的本质不同，您发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