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牛李之争”主要讲的是牛僧孺和李德裕这两大政治阵营的对抗。这事儿从唐宪宗开始，一直闹到唐宣宗，横跨了六个皇帝，前后有四十年。这四十年里，朝廷被他们搅得一团糟，乱哄哄的。
挺让人纳闷的是，直到现在，大家伙儿还是讲不明白“牛李党争”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就连那个“李”指的是谁，都还有一堆人在那儿争论不休呢。
陈寅恪先生觉得，牛僧孺那一拨儿，就是考进士当官的那一群，他代表了新起来的地主阶级。而李德裕呢，他代表了山东那边的老牌贵族世家。简单说，牛僧孺就像是新地主的发言人，李德裕则是老贵族的代表。
唐史研究专家岑仲勉先生有这样的看法，他说李宗闵那帮人算是李党，而李德裕呢，其实并不属于哪一党，就是个“中立派”。
有人认为，牛党其实是宦官集团在背后撑腰，所以牛李两派的斗争，说到底就是宦官和文官之间的较量。
但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上面那些看法都挺站不住脚的。把“牛李党争”说成是那些只讲道德、爱乱喷的“键盘侠”，和实实在在干事的职业官员之间的较量，可能更准确些。
【01庶族与士族之争不是主体】
唐朝选官主要有俩途径，一个是“门荫”，另一个就是“科举”。门荫呢，就是看家世背景，科举呢，那就得凭真才实学了。
能够拿到“门荫”这种机会的，一般都是些大家族的人，我们管他们叫“豪门士族圈子”，说白了就是“贵族阶层”。至于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大多是没啥政治背景的，虽然“寒门”不代表他们穷，但确实没权贵撑腰，所以我们就叫他们“寒门士人阶层”，或者简单说“庶民阶层”。
很明显，李党里头不光都是山东那边的大家族，他们也不能代表那些老牌的贵族门阀。就拿李绅来说吧，他其实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平民出身。
说到谁更“阔气”，那陇西李氏的李宗闵，身为李唐皇族的一员，可比赵郡李氏的李德裕要高出不少。
牛党和李党里头，都有人是通过“世袭”或是“考试”当上官的。像李党那边，裴度、李绅、元稹这些人都是通过科举考上的。而牛党呢，杜悰是靠家里的关系当的官，郑注则是靠拍马屁升上去的。
所以，把牛和李当成两个不同阶层的象征，我感觉不太站得住脚，至少不是很具有代表性。
【02李宗闵更有资格代表“牛党”】
大家都觉得，牛党的主要头头是牛僧孺。但你要是翻开《旧唐书》和《新唐书》瞅瞅，就能发现，其实牛僧孺大多时候都在地方上混，跟李德裕真正掐起来的时候并不多。
李宗闵跟李德裕斗了很多年，前前后后加起来得有三十年。所以，说起“牛党”，李宗闵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代表人物，比牛僧孺还要典型。
后人把牛僧孺看作“牛党”的头头，主要是基于两点原因。
“牛李党争”的开端得从牛僧孺和李宗闵在一次朝廷考试中的举动说起。在那次考试中，他俩直接对当时的宰相李吉甫，也就是李德裕的老爸，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而李吉甫呢，也没客气，他利用自己的权势，不仅处罚了主考官，还故意打压牛僧孺和李宗闵。
另外，牛僧孺的名声比李宗闵响亮得多。要是比家世背景，牛僧孺确实比不过李宗闵，但牛僧孺在文学上那可是顶尖的高手，跟白居易、刘禹锡这些大咖齐名。他写的《玄怪录》这本书，鲁迅先生都夸它是很精彩的传奇故事呢。
但说实话，牛僧孺的名声跟他站哪边政治队伍压根儿没关系，这也不该是他被看作是牛党头面人物的原因。
“对策那档子事儿”说白了就是一团乱麻，在新旧唐书里讲的还不一样。《新唐书》里头讲，牛、李两位被派去当县尉，根本瞧不出李吉甫给他们小鞋穿的样子。
要是真要说李吉甫对谁动手了，那就是那几位负责考试的官员。但根据《旧唐书》的说法，那些考官们确实搞了些不正当的手段。因此，把这事儿当成“牛李党争”的开头，还真是不太合适。
所以我挺支持岑仲勉先生的看法，觉得“牛李党争”其实叫“二李党争”更合适。
但岑先生觉得李德裕没结党，这点嘛，挺值得琢磨。虽说李德裕确实帮过“牛党”的人一把，但这只能反映出“牛李党争”里的事儿挺乱，不能就说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立场。
【03宦官集团参与其中的证据不足】
宦官团体跟“牛党”确实走得很近，就像郑注和李训这俩人，他们能混得风生水起，全靠宦官王守澄的大力提拔。
这个看法显然是把朝廷局势看得太简单，把宦官集团都给刻板化了。
宦官群体从来都不是团结一致的，他们和文官们一样，会根据各自的利益需要，分裂成好几个小圈子，并且这些小圈子之间还会互相变来变去。
牛党的人和宦官们的关系也不一样，他们之间也会有立场和关系的变动。就拿郑注和李训来说，他俩后来跟唐文宗联手把王守澄给干掉了，接着又搞了个“甘露之变”，想一股脑儿把宦官们全给灭了。
牛党里的李珏和杨嗣复，在选太子这事儿上，跟宦官仇士良不对付，差点儿就被害了。就在这紧要关头，李德裕挺身而出，硬是把他们俩的命给保了下来。
在这一连串乱糟糟的事情里头，我们真的很难找到牛党和宦官集团在政治上有啥长久的共同好处。
【04牛李之争夹杂太多个人恩怨】
要看透政治事件，关键是要找到两方大佬之间的利益不同之处，还有他们站队的矛盾点。你得好好琢磨琢磨这些，这样才能明白到底咋回事。
我可能想得不够深，居然没看出来他们有啥不同意见，就连他们两派人自己内部有啥一样的地方，我都看不出来。但朝廷里的争斗确实一直没停过。就拿开成三年那会儿说吧，被认为是“李党”的郑覃、陈夷行，跟“牛党”的李珏、杨嗣复，直接在唐文宗面前吵了起来，把唐文宗都给气坏了，他说：“去掉河北的贼寇容易，去掉朝廷里的党派难啊！”这事儿到底该咋说呢？
我觉得，文官之间确实有争斗，还很猛烈，但这称不上党派之争。郑覃和陈夷行不能说是“李党成员”，李珏和杨嗣复也不能归为“牛党人士”。他们之间的这些争斗，多半是因为个人脾气性格，并没有啥必然的关联。
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李德裕跟李训、李宗闵、牛僧孺之间不和。
李训呢，他是之前那个宰相李逢吉的侄儿。而李德裕，则是另一位前宰相李吉甫的娃。说起来，李逢吉和李吉甫那可是有名的冤家对头，他俩之间的不对付，其实就是老一辈恩怨的继续。
那时候的“策略争议”让李吉甫深陷舆论漩涡，唐宪宗没办法，只好把李吉甫给撤了职。李德裕跟牛僧孺、李宗闵之间的不对付，里头也掺杂着些“为父出气”的意思。
李德裕在西川当节度使那会儿，遇到过吐蕃的大将带着维州来投降。可李宗闵却跳出来说，咱们得跟吐蕃和平相处，硬是把那降将给送回去了。结果，那降将被杀了，咱们到手的维州也给弄丢了。
很明显，两边已经杠上了，到了“你赞成的我就反对”的地步，根本不讲理，这种做法甚至对谁都没好处，连国家的利益都不放在眼里了。
【05李党重实干，牛党好虚名】
要是得给“牛李之争”找个共同点，我琢磨着，这更像是李宗闵和牛僧孺那些所谓的“高雅文人”，跟李德裕这个实干派之间的斗争。他们好像一直在围攻李德裕。
李德裕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特别出色的政治家，梁启超夸他是“中国顶尖六位政治家”之一，其他五位大咖分别是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和张居正。
李德裕配得上这个称号吗？咱们来瞧瞧他都干了些啥。
李德裕除了在被贬地方时干的那些好事，他最大的功绩就是帮唐武宗搞出了“会昌中兴”。他死磕宦官，硬是把朝政大权从他们手里夺回来，交给了中书省。他还动手整顿官僚机构，一下子裁掉了两千多个闲职。说到军事，他对外打回了回鹘，对内又平了泽潞、昭义、河东的叛乱。最绝的是，他主导了会昌灭佛，给国家财政添了不少钱。
在短短五年里搞定那么多大事，真是难上加难，唐武宗好几次都想放弃。但李德裕靠着铁打的决心和过人的脑子，硬是把唐武宗往前拽。结果，定的那些目标全都实现了，他的本事，绝对能在历史上留下大名。
有句话说得好，“干大事的人，往往既得名又招骂”，李德裕就是这样。他为了推动“会昌中兴”，不得不狠狠收拾那些反对他的人，同时自己也得把大权紧紧攥在手里。这样一来，他自然就成了别人攻击的对象。
牛僧孺和李宗闵算是那时候的两位典型代表，他们对李德裕那种“一人独大”和“霸道行事”的做法很不感冒，尤其是这事关他们自个儿的利益时。
牛僧孺和李宗闵其实人不坏，挺清廉的。但说白了，他们就是那些把道德看得太重的老学究，眼里容不下别人独揽大权，也看不惯有人太出众，就好像李德裕成了大唐的霍光、王莽那样。他们俩没什么大局观念，就知道拿道德来安慰自己，真正干起事来没什么本事，但批评别人时倒是滔滔不绝，而且影响力还不小。
李德裕一回手，就把五六个“牛党”的人打发到了地方上。李宗闵便拐弯抹角地跟唐文宗嘀咕：“皇上您瞧瞧，这朝廷里头谁是在拉帮结派，不是一目了然吗？有人明摆着就是想把杨虞卿他们给挤兑走。”
李德裕直接打断了话头，说道：“杨虞卿他们之前干的给事中、中书舍人那些活儿，难道还差吗？究竟是谁把他们提拔上去的？”要说结党，我把他们贬了是结党，那给他们安排这些好职位的人，不也同样在搞小圈子吗？
李德裕猛地撕开了那些装模作样的道德家的假面具，李宗闵一看，当场脸就变得惨白，愣是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平定刘稹叛乱以后，朝廷翻出了牛僧孺和刘稹互相写的信。这么一看，牛僧孺这个平时总说自己正直的人，在大问题上可能也不那么清白。
【06牛李党争，中唐士族阶级的大裂变】
安史之乱过后，唐朝没能重新振作起来，明面上是因为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这两个大问题拖了后腿，但往深了挖，其实是士族集团变质了。
在大唐帝国，那些手握大权的贵族大佬们，分裂和堕落得可厉害了。说白了，就是他们没本事还自私，把地方势力搞得越来越乱，皇上对他们也越来越失望。结果呢，皇上不靠他们了，开始信赖起宦官来。
“牛李党争”就是士族集团开始分裂的时候，打那以后，大唐就再也没有厉害的政治家了。他们一起沉沦，最后被藩镇给蛮横地淘汰了，就这样在争斗和杀戮中，彻底告别了历史的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