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被称为中国雷达之父，少年成名的他在二十三岁时就远赴美国留学，随后他又游历欧洲，在柏林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进行学习，

1930年又转回美国麻省理工进修研究生，和爱因斯坦在学术上有过深入交流，诺贝尔物理学得主李政道也因为得到了束星北的指引，才转入了物理系，也让他把束星北视为自己的恩师和引路人，只是两人在四十年后想再见之时，已经是造化弄人，处境天差地别。

在美国发展一帆风顺的束星北并没有忘记多灾多难的祖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起了他的赤子之心，不顾美国方面的挽留，毅然选择回国，来到南京中央军事学院担任物理课教官，但没有多久他就因为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妥协政策而当面质问蒋介石，让总统先生当场下不来台，这也让他丢掉了工作，而转道浙江大学任教，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束星北来到重庆，作为技术型人才的他又一次被国民政府重用，当时英国物理学家沃特森·瓦特研发了雷达装置，能够预警德军轰炸机对伦敦的狂轰滥炸，这也让束星北开始钻研，准备研发一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雷达，经过他和团队半年的辛苦钻研，在1945年春天中国第一部自主雷达装置上线，也让束星北成为中国雷达之父。

随着抗战的胜利，束星北又回到了大学任教，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内战的爆发让中国大地又一次陷入了苦难，

1949年，国民政府败局已定，对于留在大陆还是选择和国民政府南渡成为了当时诸多学者都要选择的一道难题，面对召唤，束星北选择了留下，他对弟弟说，“，一棵要死了的大树是不会在开出什么花朵了，国民党大势已去，和他们走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又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留下继续我的学术研究吧”。

新中国成立后，束星北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但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始，他曾经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学院担任过教官和在重庆研发雷达等一些旧事被翻出，组织上开始对他进行审查，直到1955年，才宣布束星北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取消此前一切的政治嫌疑和不公正待遇，可是这不是他磨难的结束而是开始，

1957年大鸣大放，束星北又忍不住提出了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以法律条文约束权力，不能人治，要实行法治，更不能让领导的一句话来定别人的生死，这些话犯了大忌，很快他就被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下放管制劳动三年，这位物理学家被发配到青岛医学院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的扫厕所生涯。

1960年，政治环境有所松动，束星北也被允许回到讲台上继续任课，但下课后要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束星北帮助学校研发了很多新的电子仪器，

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更是让他激动的热泪盈眶，也为自己没能出一份力而感到遗憾，1965年，束星北终于等来好消息，组织上宣布对他的管制劳动撤销，并恢复他的实验室，鱼儿回到水中后，束星北在这一年著作完成了中国首部《狭义相对论》，

正在他准备大展宏图之时，又一轮的狂风暴雨袭来，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他的家被革命小将查抄，束星北拿着宪法堵在门口，高呼公民住宅私产要受到保护，他高举的手臂疾呼的声音都成为那个时代的唐吉坷德，没人理会这个老反革命，他的家被抄空，束星北又一次回到了青岛医学院开始了打扫厕所，每周都还要被拉出去接受批斗，写出深刻的思想检查。

1972年，李政道受邀回到国内，在和高层领导会面时，李政道提出想和老师束星北见一次面，可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在北京期间，李政道收到了束星北的信，信中表达了国内现在的形势一片大好，希望李政道不要再回美国，留下为国效力，

这封信是束星北自己所写，还是被迫写下则无人知晓，李政道最终没能和老师见面，回到美国数年之后，他才知道了老师在大陆的处境，让他扼腕叹息。也正因为李政道的这次回归，改善了束星北的处境，让他最终挺过了那个艰难岁月，

1978年，蛰伏二十余载的束星北终于被落实政策，被海洋研究所聘任为研究员，第二年又参加了洲际导弹研究小组，只是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复出五年后，束星北病逝，死前遗愿，捐出自己的遗体给青岛医学院，进行科学研究，但由于医院院管理混乱，导致他的遗体被人遗忘，半年后发现时已经腐烂，此后被人胡乱掩埋，也结束了这位物理学大师坎坷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