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国正处于解放战争的漩涡之中，各地的战火纷飞，时局动荡不安。山东省阳谷县，一个农家的木门被敲响。

这户农家的女主人王玉玲打开门时，一个乞丐站在门外。王玉玲心中不禁一软，虽然时局艰难，她仍不愿看到人受苦。

韩子栋

“你稍等片刻，”她轻声说道，“我去给你拿些吃的，吃完就请尽快离去吧。”

但那“乞丐”却突然开口，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你们家，是不是有个叫韩子栋的人？”

韩子栋

王玉玲瞬间警觉，这个名字她已经许久没有听到：“子栋很多年前就死了，”她警惕地说，“你到底是谁？为何要找他？”

“乞丐”眼中闪过一丝泪光，声音哽咽：“玉玲，是我，韩子栋，我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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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玲如遭雷击，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多年前，当她听到丈夫被捕并可能被处决的消息时，心如刀绞。尽管家人和亲友都劝她放弃，另寻依靠，但她却始终坚守着对韩子栋的思念和忠诚，独自抚养孩子，守着那几亩薄田，过着清苦的生活。

此刻，看着面前这个看似老态龙钟、实则年纪并不大的男人，她的泪水夺眶而出。两人紧紧相拥，所有的言语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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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屋后，王玉玲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你这些年到底去了哪里？为何会变得如此模样？”

韩子栋听了妻子抱怨一阵后，说道：“我刚从渣滓洞里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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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韩子栋出生在山东阳谷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人节衣缩食，勉强供他读了几年私塾。他的长兄看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认为他是个有潜力的孩子，于是拿出积蓄，支持他去山东省立二中深造。

1926年，北伐战争的胜利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在这场革命的浪潮中，韩子栋也投身其中，他选择了加入国民党，希望通过“三民主义”实现国家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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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时局变幻莫测。1929年，韩子栋因在煤矿组织工会、捍卫工人权益而得罪了资本家。而党部也误会他与共产党有所牵连，于是以莫须有的“图谋暴动”罪名将他开除出党，并在全省范围内对他进行通缉。

韩子栋迅速离开山东，辗转来到北平。为了生计，他在一家书店找到了工作，同时还在一所私立学校继续他的学业。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他最终考入了中国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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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店工作期间，他接触到了许多进步书籍。这些书籍拓宽了他的视野，也让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位名叫周怡的顾客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顾客经常来书店翻阅书籍，并与韩子栋进行深入的交流。

原来，周怡是陈赓领导下的北京特科的核心成员之一。特科刚刚成立不久，正在积极物色和发展新成员。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交流，周怡发现韩子栋不仅思想进步，而且对革命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于是，在1932年1月，周怡介绍韩子栋加入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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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戴笠在北平建立了华北区特务机构“蓝衣社”，这个组织表面上打着抗日的旗号，但实际上却暗中进行着反苏反共的活动。为了获取蓝衣社的情报，中共上层决定派韩子栋潜入其中。

韩子栋以学生的身份成功打入蓝衣社内部。他很快发现这个组织的内部管理极为严格，成员之间被严格分组且相互之间不得联系。面对如此困境，韩子栋并没有气馁。

韩子栋

他在学校中发展了一些熟悉的社员，并通过他们广泛获取各种信息。他的机智和勇敢使他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在韩子栋初次潜入蓝衣社的那段日子里，成员间相互猜忌、监视，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氛围。就在韩子栋努力适应并寻找突破口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被人告密了。

韩子栋

韩子栋不得不选择暂时离开北平，回到家中躲避。那三个月的时间里，他过得提心吊胆，时刻关注着北平的动态，生怕自己的行踪被发现。当他认为风波已经过去，决定返回北平继续未完成的任务时，却发现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

当他踏入北平城门的那一刻，一股异样的气氛扑面而来。他尝试使用之前的接头暗号与同伴联系，却发现暗号已经发生了变化。韩子栋心中一紧，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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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韩子栋被国民党特务带走，关押在了宪兵驻地的一处秘密监狱里。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对待被捕人员的残忍手段。皮鞭的抽打声、老虎洞的惨叫声、钢针穿透皮肤的撕裂声……

韩子栋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他始终没有屈服。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一次又一次地咬紧牙关，挺过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敌人想要从他口中得知北平城内其他地下情报人员的位置，但韩子栋却守口如瓶。

韩子栋

他知道，一旦松口，不仅自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还会连累到更多的同志。所以，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他都始终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在长时间的折磨和痛苦中，韩子栋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他戴上了一副呆滞的面具，空洞的眼神仿佛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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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们看到他的这副模样，也以为他已经被折磨得心理失常，于是对他的表现并不感到奇怪。他们开始称呼他为“老疯子”，对他的看守也逐渐松懈下来。

为了更深入地塑造自己的疯狂形象，韩子栋在狱中整日装疯卖傻，表现得如同一个真正失去理智的疯子。他故意把自己的头发弄得凌乱不堪，甚至抓扯自己的头发，使其看起来更加蓬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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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守出现在他的视线里，他就跛着脚，故意发出奇怪的声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他的言语也变得不连贯，时而高声喊叫，时而低声嘟囔，让人无法捉摸。

每当特务们巡视到他的牢房附近时，韩子栋总是装作看不见他们，自顾自地做着奇怪的动作，目光游离不定，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种表现让特务们深信，他确实已经精神失常，对他的看守也逐渐放松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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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疯狂的表象背后，韩子栋的内心始终保持着清醒和冷静。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准备逃离这个囚笼。

终于有一天，他等到了这个机会。韩子栋召集了狱中的同志们，让他们挑选一些在狱中难以获取的物品，然后故意与他们发生争吵。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狱警的注意，所长杨丘山也闻声赶来。

蒋介石

“吵什么？你们在吵什么？”杨丘山怒气冲冲地问道，“缺什么东西明天让老疯子去买不就行了！”说完，他转头向另一名狱警吩咐道：“你明天带他去磁器口置办东西。”

原来，由于韩子栋平时表现沉默寡言，对重庆的情况不熟悉，再加上他的精神状态不佳，所以被选为采购人员之一。而这正是韩子栋所期待的，他认为只有在采购的时候才有机会逃离这个鬼地方。

韩子栋

第二天，在几个特务的陪同下，韩子栋来到了磁器口闹市区进行采购。他暗中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和人员分布，寻找着逃脱的机会。当他们走到一个赌场附近时，那几个特务被吸引过去打牌了，而韩子栋和一名勤务兵则留在外面守候。

此时韩子栋心中暗自窃喜，他感觉到逃脱的机会就在眼前。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递给勤务兵说：“你去买些西瓜回来吧，我在这里等你。”勤务兵一看有利可图能吃回扣，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拿着钱就走了。而这笔钱也成了韩子栋逃脱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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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勤务兵离开的空档，韩子栋迅速行动起来。他将手中的扇子打开放在扁担旁边，然后他转身离开了闹市区，融入了人群中。等特务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韩子栋已经逃出去很远很远了。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向上级报告这一情况。

1948年初，韩子栋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了详细的入狱及脱险报告。组织对他的经历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最终确认了他的党员身份，并为他恢复了党籍。

韩子栋

当时负责接待他的中组部领导同志，在听取了他的汇报后，感慨地说：“你能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坚持14年不动摇，这在我们全党党员中都是极为罕见的。你的坚韧和忠诚，真是难能可贵。”

领导同志关切地询问韩子栋有什么需求或愿望，韩子栋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回答道：“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再活几十年，亲眼见证蒋家王朝的覆灭，看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建成。”

韩子栋

为了满足韩子栋的愿望，并帮助他尽快恢复身心健康，组织上特意安排他进入解放军医院接受了一段时间的疗养。在医院里，韩子栋积极配合治疗，身体逐渐康复。他急切地想要出院，投身到新的工作中去。

出院后，组织上先派遣韩子栋到冀鲁豫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他深入基层，与农民群众同甘共苦，积极推动土改进程。后来，他又被调任到山东省范城县担任城关镇镇委书记，继续为人民群众服务。

韩子栋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韩子栋的工作岗位也发生了多次变动。他先后被调往北京，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人事局担任科长、北京机器厂担任副厂长、中央人事部干部处担任副处长等职务。

1958年，中央决定调派韩子栋到贵州工作。他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带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踏上了新的征程。在贵州工作期间，他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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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19日，这位老人在贵阳因病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