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是南北朝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他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位期间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改变了五胡乱华后北方因胡汉矛盾而频繁陷入内乱的局面，使得北方少数民族顺利的和汉族文化融合，为后来的唐朝盛世奠定了基础。拓跋宏身上很多功绩都值得后人大书特书，本章节便选取了迁都洛阳一事进行剖析。实际上拓跋宏迁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受到了很多鲜卑贵族和少数民族首领的反对，甚至在选择邺城和洛阳时也产生的争执。拓跋宏以他大无畏的能力解决了这些矛盾，最终促成了迁都的实行。

从当时的北魏都城平城的地理位置看，迁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仅仅得到了汉族门阀集团的支持，很多鲜卑贵族也支持迁都的决议。当初道武帝拓跋珪建国时，把都城定在了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附近。这个地方虽然是汉地，实际上是在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交界之处，算是中原王朝的北疆的地界。这里距离塞外鲜卑族各部族的发源地较近，又有很多北方的汉族门阀世家，所以拓跋珪在此立国能同时得到双方阵营的支持。但由于平城地理位置太靠北，也为北魏王朝治理中原带来很大的麻烦。鲜卑拓跋氏是非常有进取心的部族。自公元386年拓跋珪在牛川称魏王起，经过数代人的励精图治，到公元494年的100年间，拓跋氏建立的北魏，从一个弱小的部族发展成为西至哈密，东至辽西走廊，北至外蒙，南至淮河的强大国家，在华夏版图上两分天下有其一。

家族的成功源于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拓跋家族也是如此，从拓跋珪到拓跋宏数代人的轨迹，可以看出这个家族的励精图治，奋发图强。

创始人拓跋珪搭建了北魏的架构雏形；他的儿子拓跋嗣虽然恰逢南朝战斗力最强大的时期，不仅抵御住了强大刘裕的进攻，更向南扩张了300里；拓跋嗣的儿子，雄才大略的拓跋焘完成了整个北方的统一，一度打到建康城下，终结了南朝蓬勃向上的“元嘉之治”；拓跋焘之后，他的儿子拓跋晃虽没有建立不世之功，却也为政清明；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也同样减轻民负，养息；拓跋濬的儿子拓跋弘北伐柔然，南征刘宋均获大胜，他对内大力解放生产力，推动游牧向农耕进步；

拓跋宏4岁即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在他的任上，不仅极力推行汉化，更做出一个对中华历史影响巨大的举动——南迁都城。孝文帝拓跋宏的南迁对北魏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动。

在鲜卑的各个部族中，拓跋部是最落后的，因为他们内迁的时间最晚，当他们来到长城外的内蒙古草原时，包括匈奴、羯、氐、羌和鲜卑的其他部族，已经在长城内生活繁衍多年。拓跋珪在平城（今大同）建国前，拓跋部都还处在完全的游牧状态。建国后，拓跋各部即使居所固定，不再迁徙，也是采用游牧民族的分居方式，即各部落根据血缘的远近进行“分土定居”，著名的北方六镇就是如此的产物。

随着北魏生产力不断提高，民族不断融合，拓跋氏越来越感受到京都平城的局限性。

首先，拓跋氏虽然逐步摆脱游牧的落后生产方式，转而向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转化。可是这样的转化相对于民众的要求还是太慢，特别曾经属于中原王朝的汉民族，他们本就是先进的农耕民族，他们和少数民族的融合交流，也拉动了少数民族对先进生产力的渴望。先进生产力的直接表现就是生产效率高，使得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好。可是底层民众的要求却触犯到了拥有众多奴隶的贵族利益，引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使得贵族和民众之间矛盾加深，结果就是民众的不断起义，这样的起义对生产力又造成了严重破坏；

其次，平城做为京都，人口越来越多，地盘越来越庞大，粮食供应成了瓶颈。平城地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界，是个可耕可游牧的地区，因此地位非常尴尬。重要的是，平城做为京都需要大量的粮食供应，大量的粮食供应就需要大量的粮食生产。北魏曾试图不断往北方塞外移民，让人们在塞外耕种，可是粮食产量并不高，生产的粮食仅仅能支持北方六镇的军粮消耗，因此向北方要粮食行不通；

第三，北魏逐渐摆脱游牧向农耕转化，掠夺已经不再是增加财富的途径，转而是要以防御来保证耕地和人口的安全。因此，军事战略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的军队是为了掠夺，现在的军队是防御，而平城距离塞外的北方民族如柔然等太近，这些北方民族一旦遇到天灾等因素就必然南下，平城常常首当其冲，成为战争之地。

因此，以上三个硬道理导致北魏必须南迁。

可是，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南迁是从维护拓跋氏帝王统治的战略考虑，对北魏各阶层的贵族而言，他们大多数并不支持，因为南迁意味着固有利益将被打破，因此拓跋氏的皇帝们虽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可是都没有实施迁都的行动。到了孝文帝拓跋焘时代，对汉文明向往已久孝文帝将迁都变成了现实。

因为，在孝文帝眼里，除了以上三个南迁的硬道理之外，还有一个软道理，这从孝文帝拓跋宏和任城王拓跋澄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端倪。

拓跋宏对拓跋澄说：“我们国家发迹自北方，之后南迁来到平城，虽然现在我们的地盘已经非常广阔，可是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因为文化还没有完成统一，平城这个地方是用武的地方，不是文治的地方，要移风易俗非常难。”

从拓跋宏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一个软道理，就是要完成对北方各部在文化和风俗上的统一，形成一个和中原的大一统完全一致的“统一”。这个从内到外的“统一”，才使得北魏的南迁有了历史性的意义。

孝文帝要南迁，有两个地方是新都城的合适选择：邺城和洛阳。

邺城在今天的临漳，比洛阳距离平城更近，也比洛阳更靠北，相对来说，更利于习惯寒冷的鲜卑人的生活。重要的是，邺城比洛阳更加富裕。

邺城是曹魏时期曹操重点营建的都城，是曹操在这里建著名的铜雀台等三大台并大会群臣的地方。后来羯人石勒建立后赵和鲜卑慕容前燕国，都在邺城建都。邺城所在的冀州，是北魏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被认为“国之资储，唯籍河北”。遇到饥荒时，邺城所在的冀州地区也是北魏对饥民的安置地。除此之外，邺城的漕运也很发达，经过曹操的经营，有多条沟渠可以通黄河和江淮。邺城更有军事战略上的地理之利。当初石勒之所以在邺城建都，就是因为邺城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

洛阳是东汉、曹魏和西晋几个朝代的国都。相比邺城，洛阳做为国都的历史虽然久远，可是自西晋灭亡的“永嘉之乱”后，洛阳遭受到极大破坏，号为“荒土”。

因此，相比邺城，洛阳在硬件上没有优势。

孝文帝却要迁都洛阳。

为何选择洛阳;在孝文帝拓跋宏的曾祖父拓跋焘时代，就有过迁都的讨论，当时主要从经济的因素考虑，大多数人主张迁都富裕的邺城，却遭到汉臣崔浩等人的反对。崔浩等人认为迁都邺城只能救一时的饥荒，对国家来说不是长久之计，国家的长治久安赖于文化政治。

在硬件方面和邺城无法比的洛阳，却恰恰在文化政治的软件上有邺城无法比拟的优势。

孝文帝拓跋宏是具有雄才大略，大一统思想的君主，他需要获得中原民族在文化思想上的认可。东汉以来的京都洛阳，代表着华夏正统观。以拓跋宏的天下意识和君临天下的胸怀，他必须以洛阳为京都。前面所述的拓跋宏和任城王拓跋澄的谈话中，除了谈论南迁的原因外，孝文帝拓跋宏还谈到了他迁都洛阳的原因：“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他认为长安和洛阳是传统的帝王故都，因此以这两个地方为都城，才可以真正问鼎中原。

其实，迁都洛阳也是桓温和刘裕等具有雄心壮志的南朝君臣们的理想，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而没有成行，但这些反对主要是基于遏制权臣的政治因素，并非反对迁都洛阳，他们的理由是待天下统一后再返回洛阳。

可见，在南朝君臣们的心中，返回洛阳仍然是他们的最终政治目标。

孝文帝拓跋宏对定都洛阳的想法，和南朝君臣们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可是拓跋宏比南朝的君臣们更加务实，他认为定都洛阳是统一天下的基础，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南朝君臣们则是要待天下一统之后再定都洛阳，实际也就变成了虚无的口号。

首先，这个地方依然是苦寒之地，农牧业生产都受到气候的限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产量并不高。北魏建立初期南方有后秦、胡夏、南燕等国家，北方有强大的柔然，处于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为了同时与这些国家作战，北魏需要保持大量的常备军，这就使得军粮消耗非常大。虽然作为部落国家，鲜卑族没有军饷和俸禄的开支，但每年春天仍旧出现青黄不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当时就有大臣提出过南迁的建议，但考虑到北方还没有平定，这个建议只能被暂时搁置。这个事情在拓跋宏亲政后再次被提出来，促使了朝廷考虑迁都的可能。

其次，平城由于靠近北方边境，时刻受到北方柔然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部落的骚扰和袭击，不利于北魏的长治久安。而北魏要南下攻打刘宋，需要长途奔袭跨过关中、中原等地区，对后勤组织带来极大的压力。实际上每次北魏皇帝的南征，包括统一北方的太武帝拓跋焘的南征，都没有解决柔然威胁平城的后顾之忧。南方打得如火如荼时，北魏朝廷却不得不放一半军队守卫平城北方的防线，避免柔然人南下偷袭。再加上补给线长达上千公里，这让南征军队根本没法全力打仗。拓跋焘之所以在建康城和盱眙城下铩羽而归，上述原因便是决定性的。

第三，从拓跋珪建国开始，就有意识地让鲜卑部落融入到汉族文化中，而平城却不是最佳的汉化地点。虽然拓跋珪下诏迁移了大量鲜卑部族到平城，后来历代皇帝也延续这个政策，并在文成帝拓跋濬和献文帝拓跋弘时期达到巅峰，但汉化的情况却不甚理想。这里少数民族太多，很多人都宁愿保持原有生活习惯，而拒绝接受汉族制度。可是要一统天下，乱七八糟的少数民族制度是不行的，所以汉化就成了必然。平城是个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根本不利于统一汉化制度的推行，所以拓跋宏才考虑到将都城南迁。

虽然迁都有如此多的必要性，但仍旧受到很多鲜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守旧派部落首领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是不愿意放弃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改为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对汉族文化和制度的抵制，甚至对汉族门阀集团有敌意，不愿意接受汉化生活。

而汉族门阀集团的官员则比较支持迁都，因为门阀集团的势力遍布关中、中原、河北、山东等地。如果北魏在这些地方建都，能够让汉族门阀集团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政治上占据先天的优势。拓跋宏亲政后，由于冯太后执政时期大力提拔汉族官员，使得朝廷对汉化接受度提高，迁都的阻力随之减小。

尽管如此，对于迁都的具体地点和方式在朝廷内部仍旧有着很大的争论，就连汉族门阀集团内部都有着不同意见。当时主要争论的两个迁都地点是邺城和洛阳，这两个地方各自都有优势。邺城是三国时期曹魏的都城，拓跋珪建国时便以曹魏的继承者自居，所以邺城成为重要选项。在北魏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比重的粮食、布帛收入都来自于冀、定二州。这两州都是在黄河以北，而邺城则是黄河以北最重要的坚城，所以很多人都支持迁都到邺城。但是邺城也有自己的缺陷，它在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对于关中的统治比较薄弱。

当时北魏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发动机，除了邺城所在的河北外，关中长安附近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但由于交通不便，长安的粮食常常不能运送到平城，所以平城缺粮的问题全靠河北解决。如果迁都邺城，可以由河北和山东就近筹集粮食，但依旧无法解决关中粮食进京的问题。由于距离关中较远，中间还隔着函谷关和崤山，使得北魏无法完全控制关中地区。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下，无法完全控制就意味着叛乱的风险。本来鲜卑族人就少，还要靠着北方少数民族才面前和汉族对抗，怎么可能主动削弱对关中地区的控制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个政治上的原因，那便是孝文帝拓跋宏本人志气极大，有着一统天下的抱负。他看不上邺城其主要原因便是邺城为曹魏首都，而曹魏只是篡夺汉室的三国割据政权之一。与祖上对曹操的崇拜不同，被冯太后养大的拓跋宏是严重汉化的鲜卑族皇帝。他有着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思想，所以割据政权的皇帝地位并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他要成为堂堂正正一统华夏的皇帝。而洛阳在政治地位上则比邺城更有优势，它先后成为东周、东汉、西晋的首都，更有正朔的地位。迁都洛阳则代表北魏继承西晋的衣钵，能够合理合法地统一天下。

洛阳处于中原腹地，黄河以南，四周的交通非常方便。不但能通过水运和河北、山东进行连通，与关中长安也有武关和潼关两条路可走。在这个地方不但解决了困扰北魏多年的粮食给问题，还远离了北方边疆的战线，使得都城的稳固程度极高。对于即将展开对南朝的南征而言，洛阳也能够提供足够的后勤补给支持，战线也大幅度缩短，这更有利于拓跋宏一统天下的计划。但这里也有个问题，那便是地理上远离北方少数民族故地，让鲜卑族和少数民族各部首领难以接受，更不可能让他们在洛阳继续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

为了减少迁都洛阳的阻力，拓跋宏和皇叔任城王拓跋澄决定以南征的名义出兵，先把军队带到洛阳驻扎下来，再逼鲜卑贵族和北方少数民族首领同意。在汉族门阀官僚李冲等人的支持下，拓跋宏率领三十万大军成功地在洛阳停下，并开始了一系列将南征转变成迁都的戏码。当时的鲜卑贵族既不想南征打仗，又不想迁都洛阳，最后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同意了拓跋宏迁都洛阳的政策。而迁都洛阳也为拓跋宏后来的汉化改革打开了缺口，为北魏国力再次腾飞奠定了基础，但也为后来北魏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汉化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一生最大的政治功绩，而迁都洛阳既是改革的开始，也是北魏国家的历史转折点。后世人总是说南北朝时期促进了汉人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实际上真正融合的正是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开始的。拓跋宏的汉化改革解决了北方打底胡汉矛盾的深层次问题，使得西晋灭亡后导致北方陷入乱战局面的核心原因被解决了，这也为后来隋朝统一天下和唐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但拓跋宏的历史局限性让他选择了两晋时期流行的门阀政治方略，这便为后来北魏被灭国埋下重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