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深度问题研究室

本周三，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一纸法案，彻底改写了这个国家延续30年的地方治理格局。《地方自治组织原则法》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将全国1.7万个地方自治单位砍至1400个，直接抹去九成基层自治机构。

这不仅是普京执政25年来“削藩”大计的最后一步，更标志着俄罗斯从“联邦制”向“超级中央集权”的终极蜕变。

1995年，叶利钦一纸政令将地方长官任命权下放，各联邦主体一夜之间冒出85个“土皇帝”。

车臣战争后的俄罗斯，中央政令出不了莫斯科环城公路，地方寡头靠油气资源富可敌国，甚至敢和克里姆林宫讨价还价。

2000年普京上台时，手里攥着的是一张“四分五裂的帝国版图”。

他先是用“代理州长制”掐住地方诸侯命脉——州长可以民选，但普京随时能撤换；再用俄气、俄石油等国家资本巨鳄，把地方资源命脉连根拔起。

到2012年，89个联邦主体的经济命脉已尽数收归中央。

如果说此前改革是“削诸侯”，这次则是“拆祠堂”。

按照1993年宪法，俄罗斯村镇、居民点甚至248人定居点都有自治权。这种“蜂窝状”治理体系，让莫斯科的触角始终卡在联邦主体层级，难以深入基层。

以阿尔泰共和国为例：21万人口分散在1座城市、10个市镇、90个村和248个居民点，每个层级都有自治机构。

改革后，这些机构将被压缩为单一“市辖区自治机构”，且直接对莫斯科负责。

相当于把毛细血管直接接入中枢神经，普京的垂直权力体系终于贯通最后一公里。

这场改革遭遇的阻力远超预期。

法案自2019年提出后，历经1000余次修改，在车臣、达吉斯坦等穆斯林聚居区，地方势力以“部落传统”为盾牌激烈抵抗。

在鞑靼斯坦，男性村民至今保持每周与长老议事的传统，新法实施意味着千年部落治理模式的终结。

更微妙的是政党博弈。

反对党发现，取消基层自治机构后，他们连收集选举签名都难如登天——现行法律要求联邦主体领导人候选人必须获得5%基层机构支持，而统俄党早已垄断市辖区层级。

为何选择此时强推改革？深层次原因藏在俄乌战场背后。

战争状态下，地方矛盾容易被外部势力渗透。

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今年初就公开抱怨“军饷分配不公”，暴露出中央与地方的利益裂痕。

克里姆林宫显然意识到：战争既是危机，也是集权的历史机遇。借着“国家安全”大义，普京将争议性改革与修宪、战时经济政策捆绑推进，反对声浪被强行压制。

改革后，俄罗斯将形成“中央—联邦主体—市辖区”三级直控体系。

曾经的89个联邦主体被虚化为行政单元，85个民族自治共和国名存实亡。有学者尖锐指出：“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制，和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已无本质区别。”

但隐患仍在发酵。

少数民族地区表面服从，暗流持续涌动。达吉斯坦某村长私下对媒体说：“我们按莫斯科的要求拆了村委会，但长老会议改在清真寺地下室照开不误。”

这场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集权运动，或许远未到终章。

普京用25年时间，将俄罗斯从“散装联邦”炼成“钢铁洪流”。

但当克里姆林宫的手伸向每一个村庄时，也在测试这个多民族帝国的韧性极限。

历史证明，过度集权可能带来高效，却未必能换来忠诚——这一点，1991年的苏联早已留下血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