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溘然长逝，为了给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修建一座与之相匹配的陵墓，众人全力以赴。而墓碑的书写重任，落在了素有“近代颜书大家”之称的谭延闿身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谭延闿将自己关在书房，全身心投入到书写工作中。一笔一划，他都反复琢磨，力求完美。写好一张后，他会仔细端详，哪怕是极其细微的瑕疵，都会让他不满意，然后重新再来。

前后算下来，他写了足足三百多稿。当众人提议在墓碑上落上他的名字时，谭延闿却摇了摇头。为什么谭延闿写了这么多稿，还不肯落款自己名字？

1893年，在一处考场外，谭延闿随着人流稳步迈进考场。这场童生考试，是他踏上仕途的起点，考场内静谧无声，只有笔尖摩挲纸张的沙沙声。谭延闿将平日里的所学所思尽情挥洒在试卷之上。放榜之日，他的名字赫然在列，成功中了秀才，家族上下一片欢腾，邻里纷纷前来道贺。

十年后，中国迎来了最后一场科举考试。谭延闿再次踏上考场，此时的他，不仅书法愈发精湛，文采更是斐然出众。

考场上，他文思泉涌，一篇锦绣文章一挥而就。阅卷官们看到他的答卷时，不禁眼前一亮，连连称赞：“此人文笔绝佳，书法更是精妙，堪称一绝，当为进士第一名！”于是，谭延闿被初定为状元。

然而，命运却在此处发生了转折。当朝廷官员看到“谭延闿”这个名字，又得知他来自湖广地区，脸色骤变。一位官员忧心忡忡地说：“这谭延闿，又来自湖广，莫不是……咱们可不能让与叛逆相关之人位居榜首。”

众人商议一番后，决定将谭延闿贬为二等第三十五名，虽仍赐予进士之名，允许他进入翰林院，可这一转折，让谭延闿的满心欢喜瞬间被泼了冷水。

在官场历经沉浮后，谭延闿感到身心俱疲，看着朝堂上的种种纷争与腐朽，他深知无力改变现状。他坐在书房反复思量后，终于下定决心，长叹一声：“这官场已非我能施展之地，罢官回家，或许能寻得一片新的天地。”于是，他辞去官职，回到了湖南老家。

回到湖南的谭延闿，将目光投向了教育事业。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寻找合适的办学场地。凭借家族在当地的崇高名望，再加上自己进士的功名，谭延闿在湖南极具影响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如一声惊雷，震撼全国。湖南积极响应，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在组建湖南军政府时，众人一致认为谭延闿在湖南声望颇高，又有组织领导能力，力邀他担任参议院长。

有人对他说：“如今革命当头，湖南需要您这样的人来引领方向，参议院长之位，非您莫属。”众人纷纷附和，于是谭延闿挑起这副重担，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湖南都督的人选成为关键。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各方代表激烈讨论，一位代表站起身来，大声说道：“谭延闿自回乡以来，为湖南做了诸多实事，在立宪、教育等方面成果显著，由他担任都督，定能带领湖南走向新的篇章。”经过一番讨论与权衡，谭延闿最终接过了湖南省都督的重任，站在了湖南革命与发展的最前沿。

1912年，中华民国初立，谭延闿加入了国民党，不久之后，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窃取革命果实，国内局势动荡不安。谭延闿二次投身革命，与众多仁人志士并肩作战。

1922年，谭延闿投奔孙中山。当他第一次与孙中山会面时，孙中山的谈吐与见解便深深吸引了他。孙中山谈及革命理想时的坚定眼神，对国家未来的宏伟规划，都让谭延闿内心深受触动。

会面结束后，谭延闿感慨万千，对身边的人说道：“孙先生的人品、威望和能力，令人钦佩不已，我相信，跟着孙先生，定能为国家寻得光明的出路，我没跟错人。”

而孙中山对谭延闿同样十分赏识，经过一番接触，他认定谭延闿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此后，孙中山把许多重要事情都放心地交给谭延闿去处理，还让他身兼众职，对他器重有加。

孙中山对谭延闿说：“组庵（谭延闿字组庵），党国大业如今正处于关键时期，诸多事务繁杂。你能力出众，还望能多担重任，咱们齐心协力，共创未来。”此后，谭延闿身兼众职，不负所望，尽心尽力为革命事业奔走操劳。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这一天溘然长逝。噩耗传出，举国悲恸，民众自发走上街头，面色凝重，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先行者。国民党迅速行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经过商讨，决定在南京紫金山为孙中山先生修建陵墓，让先生的英魂得以安息。

同时，众人一致决定在墓前树立一块纪念碑，用庄重的文字铭记先生的功绩。至于碑文内容，很快确定为“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十三个大字。可由谁来书写这意义非凡的碑文呢？众人一时陷入沉思。

这时，有人站起身说道：“论书法造诣和党内地位，非谭延闿莫属！他早年师从清代书法家翁同龢，后融合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家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被誉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他的字定能与孙先生的伟大功绩相匹配。”

谭延闿听闻：“能为孙先生书写碑文，是我无上的光荣，只是责任太过重大，我定当全力以赴，不负大家的信任。”

当谭延闿接过书写孙中山先生墓碑碑文这一重任时，只觉千钧重担压在肩头。他心里清楚，这碑文不仅是几个字的事儿，它承载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无尽缅怀，更象征着革命精神的传承，意义非凡，容不得一丝差错。

回到府邸，谭延闿径直走向书房，看着堆积如山的公文，他稍作思索，唤来秘书。“把我手头这些事务都安排下去，除了特别紧急的，其他一概先别找我。”秘书面露难色：“可是，这些工作也很重要，您看……”

谭延闿摆了摆手：“这次书写总理碑文，关乎重大，我必须心无旁骛，其他事情先放一放。”随后的日子里，谭延闿一心扑在书写准备上。

一天，他放下手中毛笔，叫来管家：“你即刻派人去上海，务必帮我寻来安徽产的上等宣纸，千万马虎不得。”管家领命而去，没几日，便带回了质地优良的宣纸。谭延闿小心翼翼地展开宣纸，轻轻抚摸着那细腻的纸面，眼中满是满意。

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宣纸被一张张裁剪妥当，摆放在书房，六月，谭延闿搬到上海法租界一个安静的寓所，闭门写作。书写碑文时，谭延闿状况频发。9月的一天，因连日挥毫，手腕酸痛乏力，在写“葬”字最后一笔时手一抖，20张精心书写的宣纸就此作废。

但他没有被挫折打倒，而是调整策略，每天清晨早起半小时打太极拳，锻炼臂力，提升书写时的稳定性，凭借着这股对艺术的执着，坚持为完成碑文书写而努力。他花了半年时间，用掉了四百多页宣纸，终于敲定了三百十七稿作为最终定稿。

当碑文完成，石碑竖立在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前时，碑上却不见谭延闿的名字。

他并非忘记，也非疏忽，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想过留名。

他认为，这碑是为彰显党的精神而立，是对孙中山先生以及伟大革命事业的致敬，个人的声名在此处微不足道。

这种做法，展现出他作为书法家的谦逊与低调。在书法领域，他造诣极高，本可借此机会留下墨宝印记，可他没有。他的书法成就不应被这无名的碑文掩盖，却因他的选择，更显纯粹。他的字与碑文内容融为一体，成为对革命精神的无声书写，而非个人功绩的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