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一个寒冷冬日，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毛主席正在处理着成堆的文件。这时，一封来自东北的普通信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信中写着一首诗：＂黄昏月，几家呜咽？江南春早，杜鹃啼血。＂这首诗显然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讽刺。当秘书告诉他，这封信的作者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的独子时，毛主席沉默了许久。这位抗日英雄的儿子，为何要在这个特殊时期写下如此尖锐的诗句？

1931年春天，东北局势日趋紧张。在哈尔滨的一家老式照相馆内，赵一曼抱着年幼的儿子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那时的赵一曼已经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战火与分离，但她仍然保持着端庄的微笑。照片中的宁儿还不满三岁，穿着一件深色的棉袄，懵懂地望着镜头。

这张照片成为了赵一曼留给儿子的最后影像。当时的赵一曼已经接到组织通知，要前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她深知这次离别或许就是永别。在将儿子送往伯父陈岳云家的前一天晚上，赵一曼写下了一封长信，信中详细交代了儿子的生活习惯和注意事项。

到达东北后，赵一曼很快投入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她带领游击队在松花江畔、长白山区活动，多次成功伏击日军运输队。由于她常常身着红装骑着白马出现在密林中，日军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密林女王＂。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率领游击队成功救出了被日军俘虏的东北抗联战士，这一战役让日军对她恨之入骨。

1935年11月，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赵一曼不幸被日军包围。为了掩护战友撤退，她独自一人与敌人周旋。最终，她因身负重伤被俘。在珠河县的日军监狱里，日军对她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即便如此，赵一曼始终没有透露任何组织情报。

在押解赴刑场的路上，赵一曼要来纸笔，写下了那封震撼人心的绝笔信。信中她写道：＂宁儿：母亲对不起你，没能亲自抚养你成人。你现在才八岁，就永远失去了母亲。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懂事，希望你长大后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这封信被一位善良的狱警保存下来，辗转几经周折才在多年后交到了宁儿手中。而在信纸的背面，赵一曼还画了一幅简单的素描，画中是她和儿子在松花江畔漫步的场景。这幅画显示了一个母亲在生命最后时刻对儿子的深深思念。

1936年初的一个寒冷清晨，在珠河县城外的刑场上，31岁的赵一曼从容就义。她走向刑场时，依然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姿态。日军在处决她之前，曾再次要求她交代组织情况，但她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一个中国人，死有何惧！＂

母亲离开后，八岁的宁儿被送到伯父陈岳云家中。陈家居住在重庆一处偏僻的街巷，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院子里住着几户人家，大人们整日为生计奔波，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寄养的孩子。宁儿被改名为陈掖贤，在院子的角落里独自玩耍，经常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

1937年冬天，重庆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陈掖贤穿着单薄的棉衣，站在院子里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隔壁王婶看不过去，送来一件旧棉袄，这是他来到陈家后收到的第一件礼物。从那以后，王婶时常会给他带些简单的点心，却始终不曾问起他的身世。

上学后的陈掖贤成绩优异，但很少与同学来往。每到课间，其他孩子都在操场上追逐打闹，他则独自坐在教室里翻看课本。班主任曾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多和同学交往，但收效甚微。1940年的一天，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填写一份家庭情况表。陈掖贤在＂父亲＂一栏写下＂在苏联工作＂，在＂母亲＂一栏则写下＂失踪＂二字。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陈达邦即将从苏联回国。这个消息在陈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伯父陈岳云特意准备了一间新房，还张罗着要为兄弟接风。十二岁的陈掖贤则开始练习俄语，希望能和八年未见的父亲交谈。

然而，陈达邦的归来并未给陈掖贤带来期待中的温暖。1946年春节前夕，陈达邦终于回到了重庆，但随行的还有他在苏联组建的新家庭——一位金发碧眼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混血儿女。陈达邦对这个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儿子显得格外生疏，仅仅在餐桌上简单寒暄几句，便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新组建的家庭上。

新年的团圆饭上，陈家兄弟摆了一大桌菜。陈达邦的新家人入乡随俗，学着用筷子。饭桌上觥筹交错，其乐融融，唯独陈掖贤始终沉默不语。当晚的饭局结束后，陈掖贤独自回到自己的小房间，从床底下翻出了那张与母亲的合影。这是他十二年来第一次在父亲面前流下眼泪。

随后的日子里，陈达邦一家在重庆市区租了一套新房，开始了新的生活。而陈掖贤则继续留在伯父家中。每逢节假日，陈达邦偶尔会来看望他，带些简单的礼物，却始终没有提出接他一起生活。直到1948年，陈掖贤考取了东北的一所中学，这段失落的童年才画上了句点。

1952年春天，陈掖贤在整理一叠旧报纸时，偶然发现了一篇关于抗日英雄赵一曼的报道。文章详细记述了赵一曼在东北抗日战争中的事迹，配图正是那张他珍藏多年的母子合影。这一发现让十九岁的陈掖贤如遭雷击，他第一次完整地了解到母亲的真实身份。

那年夏天，组织部门找到陈掖贤，告知他作为烈士遗孤可以享受相关待遇。但陈掖贤婉拒了这份善意。在给组织部门的回信中，他只写了一句话：＂我不需要任何特殊照顾。＂此后，每当有人提起他烈士之子的身份，他总是转移话题。

1953年，陈掖贤被分配到沈阳一家工厂当技术员。入职第一天，车间主任特意在全厂大会上介绍他是赵一曼烈士的儿子。这场毫无准备的公开，让陈掖贤与同事的关系陷入了尴尬。有的同事对他过分热情，有的则刻意疏远。午餐时间，食堂给他配发专门的工作餐，但他坚持与普通工人一起排队打饭。

工厂每年都会组织参观赵一曼纪念馆，陈掖贤从未参加过。1954年春节前夕，工会主席登门拜访，带来了一笔数额可观的抚恤金。陈掖贤当场表示要将这笔钱捐给工厂的困难职工。这一举动在厂里引起不小的议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不识好歹。

1956年，陈掖贤申请调离原单位。在调职申请书上，他特意注明：＂请不要因我的特殊身份而破例。＂新单位是一家普通的机械厂，工作条件比原来差很多，但他反而显得更加自在。然而，身份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每逢组织活动，领导总要请他上台发言，说说母亲的故事。而他总是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

1958年，一位记者找到陈掖贤，想要采访这位烈士的遗孤。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陈掖贤只说了一句话：＂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人。＂这次拒绝采访的新闻传开后，一些人开始指责他不懂得珍惜烈士遗孤的光荣称号，有人甚至说他忘恩负义。

工作之余，陈掖贤开始疏远所有社交活动。他独自住在工厂宿舍的顶层，晚上常常一个人在房间里写写画画。宿舍管理员发现，他经常把母亲的那封绝笔信反复誊抄，似乎要把每一个字都刻在骨子里。到了年底，组织上准备给他安排一套独立的住房，他再次谢绝了。面对组织的一再劝说，他只回答：＂我和其他工人没有什么不同。＂

1960年初，东北地区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工厂减产停工，许多工人被下放到农村。陈掖贤所在的车间也停了大半，但他仍坚持每天到厂里值守。那个冬天格外寒冷，工厂的供暖系统时常出现故障，车间里的温度常常低于零度。

2月的一天，陈掖贤在值班室里写下了那首诗：＂黄昏月，几家呜咽？江南春早，杜鹃啼血。＂随后，他将这首诗连同一封信寄往北京中南海。这封信用工整的楷书写就，信封上清晰地写着＂毛主席亲启＂几个大字。

这封信在邮局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邮递员从未见过如此特别的信件，几经商议后决定按特快专递处理。信件经过层层转递，最终到达了中南海的收发室。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天送到中南海的群众来信数以千计，但这封来自东北的信件因其独特的署名方式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信件很快被送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这时已是深夜，毛主席正在处理文件。当他看到信封上＂赵一曼之子＂的署名时，立即放下了手中的文件。这封信除了那首意味深长的诗，还附上了一张泛黄的照片——正是赵一曼和年幼的陈掖贤的合影。

信中并没有任何诉求或请愿的内容，仅仅是这首简短的诗和这张老照片。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讯息，却让毛主席沉思良久。这首诗中的＂黄昏月＂暗指当时的困境，＂杜鹃啼血＂则暗示了民众的苦难。这是一个烈士之子对时局的无声控诉。

第二天一早，毛主席召集秘书处开会。会上，他专门提到了这封来信，并且要求相关部门立即调查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随后，他提笔写下了六个字的回信：＂苦难即将过去也。＂这封回信由专人火速送往沈阳。

一周后，一位中央工作组的同志来到工厂，找到了正在车间值班的陈掖贤。那天下午，他们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谈话的内容始终保密，但从那以后，工厂的伙食标准有了明显提高，职工食堂重新开放了大灶，每天都能保证供应热食。

这封信的存在很长时间内都鲜为人知。直到多年后，当时负责传递这封信的邮递员在一次座谈会上才首次披露了这段往事。而那首意味深长的诗，也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缩影，见证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80年深秋，已届退休年龄的陈掖贤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在筹备改建，馆方希望他能担任顾问。这是他第一次接受与母亲相关的公职。在馆方的档案室里，他发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资料，其中包括母亲在狱中写下的诗句和日记残页。

1981年春节前夕，陈掖贤搬进了烈士陵园附近的一间小屋。每天清晨，他都会去母亲的墓前整理环境，擦拭碑文。陵园的管理员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墓前，有时几个小时都一动不动。这期间，不少记者前来采访，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1982年，陈掖贤开始着手整理母亲的遗物。在整理过程中，他发现了一封母亲写给组织的信，信中详细记载了她在狱中受刑的经过。这封信从未公开过，陈掖贤将它捐赠给了纪念馆，但要求暂不展出。同年冬天，他开始写作《母亲的故事》，每天伏案工作到深夜。

1983年夏天，陈掖贤的父亲陈达邦从国外回来探亲，专程来到东北看望他。这是父子俩时隔多年的首次见面。陈达邦带来了一些母亲当年在苏联的照片和书信，这些都是陈掖贤从未见过的资料。父子俩在烈士陵园坐了一整天，谈了很多往事，但具体内容始终无人知晓。

1984年，陈掖贤完成了《母亲的故事》的初稿。这本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传记，而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记述母亲的一生。书中没有任何个人感情的抒发，只有严谨的史实记载。他将这份手稿交给了纪念馆，并表示暂时不考虑出版。

1985年初，陈掖贤收到了一份来自重庆的信。他年少时的邻居王婶病重，临终前想再见他一面。陈掖贤立即动身南下，在医院里陪伴了王婶最后三天。王婶临终前将一个布包交给他，里面装着他童年时的那件旧棉袄，以及几张模糊的老照片。

1986年深秋，陈掖贤在整理母亲资料时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医院。在病房里，他坚持让人取来纸笔，写下了遗嘱。遗嘱中说明将所有关于母亲的资料捐赠给纪念馆，个人积蓄全部捐给烈士子女助学基金。他特别注明，不要在任何场合宣扬他是烈士之子的身份。

1987年春天，陈掖贤在病房中度过了自己的最后时光。临终前，他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撒在母亲的墓前，不立碑，不刻字。这个陪伴了母亲墓碑几十年的身影，最终以这种方式与母亲永远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