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郑重申明：本文中所涉及到的“中华文明”，特指封建社会及其之前的文明，具体为起始于尧舜禹执政的上古时期，止步于1912年宣统帝下诏退位的这段时间，时间跨度6000年之久。

众所周知，科学的诞生使得人类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形成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往人类想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只能通过徒步或者马车，摇摇晃晃、跋山涉水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底层劳动人民成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依然解决不了温饱问题，为此以往的人类对于生娃那是绝对的积极，而且力求生男娃，虽然有“重男轻女”的老传统作祟，但男娃长大成长为劳动力那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没办法的事。

有了科学之后则变成了这样：人类通过高铁、汽车、飞机外出，几个小时就能到达；人类再也不用成天将身影贡献在了田地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机械化大生产机器在田间的隆隆作响；失去了人力的作用，现代人类对于生娃已经不再热心，取而代之的是将生娃带娃的时间用于旅游、度假，而且习惯于乘坐汽车、飞机、火车这类交通工具。

所以说，科学完全重塑了人类文明，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但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是：我们中华文明诞生于上古时期，占据了绝对的天时地利与人和，为何科学不选择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而是偏偏选择落户西方？

科学不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的原因，我在之前的文章中频繁提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本文着重说明科学落户西方的原因，这实际上与一个人有关。

正如很多人料想的一样，虽然西方曾经出现了一批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不仅开创了科学研究的方法，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个人手稿，供后人学习观摩。

比如阿波罗尼奥斯提出了圆锥曲线解决方法，阿基米德提出了浮力定律和杠杆原理，克吕西波提出了斯多亚派的普纽码，伊壁鸠鲁提出了原子论，欧几里得提出了几何学，希帕克斯提出了数学行星理论等等，这段时期也被称为自然科学的“黄金时期”。

但之后君主和宗教的强势崛起使得科学研究被中断了，因此持续了数百年的自然科学研究到了公元前2世纪便被迫中断了，之后西方的历史如同中国古代的一样，陷入了无尽的征伐和思想的束缚之中。

对于君主而言，集权才是第一要务。研究不研究科学根本不重要，不仅如此，思想的解放、科学的大规模研究反而会使得民众拥有了对抗皇权的资本，对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利，故而大凡东西方的君主皇帝，都在想着办法禁锢老百姓的思想，使得帝国维持着“害莫大于乱、利莫大于治”的虚假稳定之中。

不过这也够了，只要老百姓安分守己，不想、不创造、信命，他的帝国也就高枕无忧了，集权也就得到大大的实现了。

如果西方也是这样的话，估计科学也不会在西方破土而生了，恰恰西方此时出现了一位对科学兴趣浓厚的帝王——亚历山大城的国王托勒密一世。

托勒密一世执掌亚历山大城之后，与中国皇帝忙着集权截然不同的是，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收集民间的科学“智慧”。

托勒密一世决心把新亚历山大城建成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和开拓的那部分世界文化中心，希望由此可是使得埃及人服从希腊人的统治。他建造了藏有世界各地大量手稿的著名亚历山大图书馆，还建造了缪斯宫。

对于手稿而言，活的人才更重要，为此他吸引了许多文化领域的人才。在这对于科学而言至为黑暗的时刻，许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有了维持生计的薪水，也迎来了施展才华的绝佳时刻。正因为托勒密一世的重视及收集“智慧”，处于中断的科学也迎来了难得的重视时刻，这为其后续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惜，这样的重视科技的君主，在6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上，一次也没有出现，深受“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思想“荼毒”的中国皇帝，仍一头扎在了集权的死胡同中无法自拔，导致科学无法在中华大地土壤上生根发芽，只能选择落户西方，这为中华文明的原地踏步和大幅落后西方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