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兆云 王盛泽

为预防和消灭传染病尽心尽力

新中国虽然建立了，但旧社会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全 国各地传染病流行甚广，严重损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人民群众还挣扎 在死亡线上。要建设一个新社会，任务相当繁重。卫生工作关系到民众 的切身利益，中央对此极为重视。早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就 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后来又加上“卫生 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当时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产妇和 婴儿的死亡人数在600万到950万；肺结核患者估计在1000万以上；天花 患者475万；伤寒、斑疹伤寒、黑热病、血吸虫病等患者达200万至1000 万；疟疾患者约450万；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时有流行。总计各种传 染病患者达三四千万之多，其中可避免的死亡人口在500万至700万。全 国的死亡率居高不下，高的地方达到千分之三十。

这样巨大的患病人数和极高的死亡率，在旧社会是束手无策的，华 佗再生也只有徒唤奈何。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决不会让这种状 况继续下去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单靠治疗要达到消灭或根治的目的， 这既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只有采取积极预防的措施，才能解决问题。

对此，傅连暲与卫生部领导人李德全、贺诚、苏井观等人一起，积极 贯彻中央确定的方针，努力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疾病。

建国初年，我国许多地区发生自然灾害，每年受灾人口达数千万。 从北方到南方，各种流行病、传染病蔓延很广。中央卫生部坚决贯彻预 防为主方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扑灭瘟疫的运动。为此，卫生部 除指导各地迅速建立健全海关、疫区的检疫所、站外，还派出防疫队、医 疗队，奔赴灾区、疫区，帮助人民群众防病治病。仅1950年，中央、各大 区、各省市组织的防疫队就达到125支，队员有5400余人。

南方是各种疫病多发的地区，福建又是鼠疫流行的重灾区，鼠疫一 来，受害时间长，肆虐范围广，死尸枕藉，万户萧疏，人人都“谈鼠色变”。

中央确定张鼎丞担任第一任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 后，有一次开会时，他刚好碰到同是福建老乡的傅连暲。他们两个也是 老交情了，早在闽西时期，傅连暲对张鼎丞发动永定暴动，创建闽西革 命根据地，后来又担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事迹就很熟知，并对他 充满了敬佩之情。在延安时期，张鼎丞曾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领导了 二部的整风，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傅连暲也曾经给张鼎丞检查过身体， 并有机会经常在一起详谈。

张鼎丞深知福建人民受流行病残害的惨状，并想到了福建的鼠疫 和其他疾病，他满怀希望地说：“傅医生，福建人民深受其苦，你这位大 部长，要想办法帮助一下，使福建早日消灭疫患。”

当时傅连暲是军委卫生部副部长，他不仅知道福建群众受鼠害之 苦，也知道人民解放军进军南方水网地区后，也受到疟疾、血吸虫病等 的严重影响，这是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我们一定会采取措施的，只不过现在力量有限，主要还是靠地方 和军队自身，我们只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对福建这个重灾区，我们可以派人去。”傅连暲说。

1950年2月，中央卫生部鉴于鼠疫又在福建流行的严重情况，特将富有鼠疫防治经验的内蒙古防疫队队长、专家萨木勒和他的助手超古浪派到福建，指导防治鼠疫的工作。

他们克服了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深入疫区，现场指导福建各地的 防疫灭鼠工作。张鼎丞对他们非常关心，交代人接待，努力配合他们的 工作，搞好生活。

经过数月的工作，福建鼠疫基本得到控制，取得成效。但是，萨木勒和超古浪却在回北京途中，在福建的建瓯遭到土匪的劫掠，因不愿为土 匪利用，惨遭杀害。傅连暲和张鼎丞对此都深表痛心。张鼎丞指示要做 好收殓安葬工作，并在福建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央卫生部特派代 表参加。张鼎丞亲临大会致祭，他在所送的挽联中写道：

“翰海闽疆共仰 英名垂不朽，疫情匪患定除灾难竟全功。”

表达了对两位烈士的崇高评价和消灭疫情匪患的决心。

中央卫生部成为防疫的总指挥中心，只要哪里出现疫情，哪里的情 况就及时地反映到这里，卫生部立即派出人员奔赴各地。广东省雷州半 岛的濂江、遂溪等地发生鼠疫，傅连暲和李德全、贺诚等卫生部领导研 究决定，立即组织赶制鼠疫生菌苗一百万人份前往供用，接着，又派东 北防疫人员154名，携带药械及宣传品，赶赴疫区协助防治。浙江温州也 发生鼠疫，卫生部又忙活起来，赶紧调派上海检疫所一部分人员前往协 助，并寄去大批鼠疫生菌苗。

此外，对一些地方发生的急性流行病，如脑膜炎、白喉、斑疹伤寒 等，卫生部也分别派遣医务人员和调拨药品协助当地防治。为了充实防 疫力量，卫生部在大连卫生研究所和北京天坛防疫处定制了大量血清 与疫苗。并计划在半年内筹建黑热病防治所，分驻黄河两岸流行地带，开展预防工作。中央卫生部还多次组织卫生大队，包括医师、护士、化验 员、药剂员和助产士等人员，赴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卫生防疫工 作，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卫生健康。

特别是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细菌战之后，中华大地更是掀起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自东北到海南 岛、沿海到新疆边境，从城市到乡村，全体人民齐动员，人人上阵，开展 了爱国卫生运动，大搞室内外卫生，清理垃圾，疏浚阴沟，大力进行捕 鼠、灭蝇、灭蟑螂等，消灭病媒传播体。昔日杂草丛生、臭水横溢、蚊蝇麋 集的农村也旧貌换新颜。

在这一运动中，中央卫生部门不仅是指挥机关，而且进行了技术方 法的指导，还开展了督促检查。先后组织了两次全国各地的大检查，并 组织各区的爱国卫生运动参观团，互相参观，互相学习，将发现的模范 典型和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及时地推广到全国。

1952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决定，把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 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各级防疫委员会一律改称为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此，爱国卫生运动逐渐转为卫生部门的经常性工 作，成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新中国的卫生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甚至得到世界人 民的瞩目和认可。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医学大会上，由16位医学 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医学代表团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在会上介绍了新 中国在短短三年内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保护母亲和婴儿健康的工作 上，全国已组织了17835处接生站，训练改造旧接生婆约12.7万人；全部 县、区都建立了卫生基层组织，初步形成了农村卫生工作网；全国培养 了大批高级的、中级的、初级的医药卫生人员，医药院校、专修科、医学 技术训练班等有了很大发展；在工矿卫生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卫生方 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代表团的报告赢得一阵阵响亮的掌声。

1958年11月，傅连暲领导的中华医学会，鉴于全国防疫工作的状况，在上海专门召开了全国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会议总结和交流了我国 寄生虫病防治的学术成就和有效方法，确定了此后的研究和攻关方向。 专家们踊跃发言，出谋划策，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这次会议为在我国 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等五大寄生虫病起 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有一次，钟惠澜的办公室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沉静。 “喂，我找钟惠澜院长听电话。”

话筒中传来略显焦急的声音。 “我就是钟惠澜!”

“喂，我是傅连暲。”傅连暲对着话筒大声说。

钟惠澜与傅连暲有过不少接触，但在他的印象中，傅连暲在什么时 候声音总是很沉稳的，今天肯定有什么事情，他急问：“噢，是傅部长，有急事 ? ”

“是这样，云南思茅地区发现恶性流行病，已有人死亡，当地医务人 员说法不一，难以确定，病情正在蔓延，情况比较危急，想请你这位专家出马，帮助治一治。”

云南边陲，历来被称为瘴疠之区，特别是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地处 亚热带，有大面积的森林、荒地和沼泽地，是蚊蝇的孳生地，也是疫病猖 獗之地，死亡率很高，流传着“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赶街”的说法。

“好的，我马上准备。”

“有你去我就放心了，祝你马到成功。”傅连暲寄予希望。

钟惠澜是我国著名的黑热病专家，对这些病症很有研究，傅连暲算 是找对了人。钟惠澜带上助手，赶到云南思茅后，当地群众奔走相告： “北京的大专家来了，我们的病有救了。”

钟惠澜会同当地医务人员，冒着受感染的危险，深入当地检验，确 诊属于恶性疟疾流行，采取了相应的治疗措施，控制了病情的蔓延，给 老百姓带来了安宁的生活。

毛泽东主席在《送瘟神》诗中写道：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 烛照天烧。”

这是对中国医务工作者的最好的勉励。

中西合璧，相得益彰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卫生事业也是如此。要接管城市的大医院，要 将它改造成人民的医院，医务人员紧缺成为一个大问题。

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出生于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曾就 学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并赴英国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进修深 造，到奥地利维也纳进行医学考察和美国芝加哥医学院进修。在北京协 和医院，与钟惠澜、吴阶平、曾宪九、胡懋华等一起工作，成为知名专家。

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后，由于涉及到人工流产措施，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林 巧稚极不理解。 一天， 一辆小车接林巧稚和她的学生到她治疗过的病人家去做客，这种事在当时是比较平常的，但下了车后，她发现原来这是 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家，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也在座。

林巧稚听过彭真作报告，傅连暲在开会时也见过，她一下子正不知 说什么好，只见彭真笑嘻嘻地伸出了手：“林大夫，欢迎你来做客。”然后 又指了指傅连暲，“你看还请了一位专家作陪呢。”

“听说林大夫是厦门人，我们还是福建老乡呢。”傅连暲笑着说。虽 然傅连暲当时是她们的“顶头上司”,但除了开会见个面，平时接触交谈 也极少。

“我的家在厦门鼓浪屿。”林巧稚回答。

“真是老乡见老乡，大家喜洋洋。”彭真一说，引来一阵笑声。

林巧稚一看他们和蔼的笑脸，心中的拘束感马上就消失了。

饭桌上，大家轻松愉快地边吃边谈。

“听说，你最近心里不太愉快，有些想不通的问题，能不能说出来听 听呀?”彭真看着林巧稚，关心地问。

林巧稚没有想到彭真会一下子问到这个问题，脸刷地红起来，同时 感到有点惊奇：“您怎么知道的，是谁向您汇报的?”

彭真笑了笑：“你别管是谁说的，只要回答有没有这么回事呀?”

林巧稚点了点头，道：“对，我是有些想不通的地方，他们让我站出 来划清界限，开头我是怎么也想不通!”

原来，由于这些医学专家或多或少地带有过去的思想影响，对新中 国还存在一些疑问。再加上在做他们的争取工作时，我们有些同志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从而引起一些专家的不满。

“林大夫真是心直口快，怎么想就怎么说，这是很可贵的品质。至于 有想不通的问题，可以慢慢去想。”彭真和蔼地说。

“ 一些事逼着我不得不想，但我不像她们这些年轻人，”林巧稚指指 一旁的学生叶惠芳，“她们接受得快，我暂时还做不到这一点。”

“是啊，要一下子适应这么大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要有一个过 程。我那时参加革命，也有许多事情感到新奇，只是后来在毛主席等领 导同志的帮助下才慢慢明白了。”傅连暲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导林巧 稚 。

“傅医生从一个基督教徒走上革命道路，从此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这个转变也是够大的了，你们可以多交谈交谈。”彭真说。

“什么,傅医生是基督徒?”林巧稚吃惊地看着傅连暲。

“是的。我原来是汀州福音医院院长，是毛主席把我带上了革命道 路。”傅连暲肯定地点点头。

“我也是出生于基督教之家呀。看来这两者是可以相容的啰。”林巧 稚脸上渐呈兴奋之色，“最近听了多次的报告，慢慢地感到思想有点转 弯了。”

“想通了一点，就有一分进步嘛!"彭真接着说，“都想通了，问题也 就彻底解决了。”

林巧稚郑重地点了点头。

这次会谈后，傅连暲又跟林巧稚聊过多次，做她的工作，使她的思 想有了转变。不久，林巧稚走上了协和医院的讲台，她解剖了自己，解剖 了协和，讲了青年时期纯真的理想，讲了在旧社会里见到的妇女悲惨的 命运。

“我现在是看清楚了，新出来的太阳比什么都好。我爱这明朗的天 空和在这明朗天空下边的生活。”林巧稚充满感情的话语和真情，感动 着台下的每一个人。

“谢谢你，林大夫，感谢你为我们作了一场非常生动的报告。”正在 台下听讲的著名剧作家曹禺，激动地奔上讲台，拉着林巧稚的手说。后 来曹禺以林巧稚的报告内容作为素材，写了一个有名的剧本叫《明朗的 天》,影响很大。

经过各方面做工作，中华医学会团结了一大批医学卫生专家。傅连 暲关心专家教授们的工作与生活，这些专家教授也都视傅连暲为挚友， 推心置腹地与傅连暲谈心， 一些不愿与本单位领导谈的话也都能向他 诉说。逢年过节或傅连暲的生日，他们也总要到傅家去看望他。

每逢节假日，或有些专家患病了，傅连暲也经常亲自登门探望，有 时委托学会副秘书长傅一诚代表前往慰问。据傅一诚介绍：傅连暲与医 学界许多专家教授，如钟惠澜、林巧稚、张庆松、张孝骞、诸福棠、黄家 驷、吴阶平、宋儒耀等等都有广泛的交往，并建立了深深的友谊，这充分 体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傅连暲对于与老中医的交往也是非常重视。“团结老中医”,是在中 国革命的历程中总结出来的卫生工作的一条基本方针，在根据地，这是 十分行之有效的经验。傅连暲利用自己既是卫生部门领导又是医生的 特殊身份，广交中西医朋友，广泛进行中西医团结和中西医结合工作， 吸收中医专家参加中华医学会，积极开展中西医交流。

早在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为了团结中医，提高中医的科 学技术水平，特邀在北京的一些中医人士召开座谈会。到会的有中医师 赵树屏、于道济、潘兆鹏等28人，以及对中医学术素有研究的医师孟昭 威、李涛、力嘉禾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彭泽民亦应邀出席指导。

但一些中医人士因为对中国共产党还不了解，对我们的政策知之 甚少，并且抱着些许怀疑，因此没有接受我们的邀请，不参加这次座谈 会。其中有一位是知名的老中医，过去经常给国民党高层人士看病，与 一些国民党的要人有密切的往来。

对于这位老中医没有参加座谈会的事，也有不同的反映。有的同志认为，这个人看来挺反动，受旧社会的影响很深，架子很大，我们也不要 买他的账，俗话说得好，“缺一味甘草照样下得了方子”。

傅连暲在参加革命之前，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的医生，对知识分子的 特点有所了解，参加革命后，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经过学习和自我思 想改造，更有深刻的切身体会。他觉得这位老中医没来参加座谈会事出 有因，不应过早地下结论。他打听了这位老中医的住处后，轻车简从，亲 自上门拜访。

当傅连暲敲开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后，这位年近 花甲的老专家心中一阵忐忑不安。虽然他近来很少出门，但他对新中国 的卫生工作还是了解一些，也听别的医生讲过。他知道傅连暲在不久刚 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也可以说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了。现在傅连暲突 然来到自己的住处，他既感到吃惊又有点惶恐，生怕出什么事情。

“部长光临寒舍，未能远迎，请……”他一下子来了一句过去的熟套 套 。

傅连暲不等他说完，就摆了摆手，接过他的话，亲切地说：“不要客 气，我今天不请自来，做了不速之客，还请先生海涵。”说话间，傅连暲也 学他的样子，把双手在胸前拱了拱。

两人落座后，老先生又问：“不知部长今天登门所为何事?”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慕老先生的大名，想拜访拜访，随便聊 聊。”

听到这里，老先生心里才安定下来，知道他不是兴师问罪而来。

闲聊了一会儿之后，傅连暲切入了正题：“北京刚解放，新中国成立 不久，现在千头万绪，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们希望老先生能够出来帮 助工作。”

“我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朽了，没有什么用了。”对方似有隐衷。

“先生身体还康健，正可以发挥你的影响，为新中国，为百姓出力。

我们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了解一些，就是要团结所有的力量，建设强大的新中国，包括一切愿意贡献力量的人士。”傅连暲恳切地动员。

“我为许多国民党高级人士看过病，难道你们也放心吗?”老先生见 傅连暲没有一点架子，说话也诚恳，终于把心中的担心说了出来。

“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我们知道你的情况，不然就不会找你了，共 产党是信任你的。不管过去如何，只要今后为人民做事，就站在人民的 一边了。我在参加革命以前，也曾经给国民党地方军阀和当地地主豪绅 治过病，但一直都受到党的信任。我们希望你能把高超的医术贡献给人 民 。 ”

傅连暲的诚意，使这位老中医慢慢化解了心中的结，消除了顾虑， 十分感动，终于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傅连暲从一个生活优裕的教会医院院长，甘冒风险献身于出生入 死的革命斗争，从一个基督教徒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确实是鲜 见的。医学界里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对傅连暲的经历都很感兴趣，很 多人喜欢倾听他的体验，希望从中得到启发。

而傅连暲作为党的高级干 部，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他周围团结了许多医学专 家、学者。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经过傅连暲等卫生部门领导的工作，许多 著名的老中医都焕发了精神，参加到建设祖国的卫生事业之中。

北京中 医界的四大名医：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蒲辅周，都相继出山，并且与 傅连暲交往日深，成为好友。

当时，萧龙友因对旧社会不满，借医为隐， 把自己的住所取名为“息园”,别号“息翁”。解放后，他有感于共产党的 政策和诚意，又出来工作，并改别号为“不息翁”,虽然年已八旬，但老当 益壮。他们都为祖国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11月，中华医学会总会召开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借以推 动中西医学术交流和提高。傅连暲在会上说：“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人 数很多，与群众联系密切，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村人民解决了许多疾病 问题。中西医不仅在政治工作上团结，在学术上也要交流，互相帮助提 高，取长补短，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傅连暲支持选举著名中医彭泽民当委员会主任，他自己以卫生部副部长之尊，和萧龙友、孔伯华、施今 墨、赵树屏一同担任副主任。

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了多次中西医学术交流座谈会，座谈会一般由 中医主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讨论了大黄、半夏、黄连、常山、当 归、益母草、枯痔散等中药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以及各种中医疗法， 取得很好的效果。

傅连暲对待医学专家、知识分子，总是信任有加，尽力保护，大胆任 用 。

有一位医学博士，当过国民党的军医官，为我所用后又出了一起医 疗事故，因此公安部门认定他是钻入革命队伍肆意搞破坏的反革命分 子。事情反映到傅连暲那里，他主张具体分析。傅连暲曾经和这个人谈 过话，了解到他原来出身清苦，在日本学医时受尽歧视，是靠个人努力奋斗，苦心钻研，才取得博 士学位的。他在国民党军队 医院工作，一直当医生，只 是埋头治病，没参与过任何 带有反动政治色彩的活动。

因此，傅连暲认为，这 样的人应该保护，让他发挥 专长，不应该定为反革命分 子。至于医疗事故，确实与 他有关，但不是政治事故， 而是责任事故，应该受到批 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这 个人后来一直在自己的岗 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

傅边暲70岁生日时与夫人陈真仁留影

1954年傅连暲与夫人陈真仁及女傅维芳、子傅维暲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