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岁末，位于青海西宁的解放军空军第25师和第26师基地接待了一群不同寻常的访客。

在军队的保护下，三辆载满重要人物的军用卡车慢慢驶近机场。车上坐着当地的权贵，包括土司、部落首领、僧侣和活佛，他们都是被特别邀请来观看飞行展示的。

去年“康巴叛乱”发生后，青海地区的一些部落首领和土司开始暗中活动。兰州军区察觉到这一动向，决定采取行动。为了震慑这些不安分的人，军区将他们召集到西宁机场，安排了一场实弹射击的飞行表演，以此展示军事实力，警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演出拉开帷幕，空26师的两架拉-11战机率先登场，它们以极低的高度俯冲穿场，机翼几乎擦过观众头顶。巨大的气流和引擎轰鸣让在场的"宾客"们不由自主地缩起了脖子，场面既震撼又紧张。

随后，拉-11战机再次低空掠过，对跑道末端的20个油桶展开袭击。油桶被命中后瞬间爆炸，熊熊烈焰伴随巨响冲天而起。在场人员目睹这一幕，无不脸色大变，紧张得几乎屏住了呼吸。

就在大家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空25师的两架图-2轰炸机从600米高空俯冲下来，瞄准山坡上的靶场投下了6枚250公斤的航弹。炸弹呼啸着砸向地面，瞬间地动山摇，泥土四溅。

围观演习的人群从未目睹过飞机的身影，更别提亲眼见到实弹射击的场景。当火光冲天而起时，他们惊恐地低语着“神鹰、神鹰”，每个人的脸色都变得煞白。

演出落幕，兰州军区随即组织了一场交流讨论会。与会嘉宾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表态要全力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整个会场洋溢着热情洋溢的氛围，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其中，表达了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定决心。

这篇叙述源自资深飞行员江达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空军在高原平叛行动中执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心理攻势。作为当年参与平叛的老兵，江达山回忆的这段往事，展现了空军在特殊时期发挥的独特作用。通过投放宣传品和广播喊话等非武力手段，空军在瓦解叛军士气、争取民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心理战术的运用，不仅减少了直接冲突，也为后续的平叛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江达山的这段经历，为我们了解当年空军在高原地区执行的多维度任务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56年至1961年间，中国空军派出5个航空师和2个独立航空团的近200架飞机，协助地面部队在高原地区执行平叛任务。

西宁机场的飞行表演，是航空兵的重要职责之一，主要目的是展示军事实力，同时辅助政治宣传。相比之下，航空兵的其他两项任务更为明确：一是侦察，二是空袭。

在这个阶段，空军，特别是轰炸机部队的优势变得尤为明显。轰炸机不仅能迅速定位叛军的位置，还能直接发动攻击，实现了侦察和打击的一体化，成为平叛行动中的关键力量。然而，当时轰炸机在高原地区执行任务时，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机场数量不足。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军在青海地区有两座可供使用的机场：一座是利用盐湖改造而成的格尔木机场，另一座是玉树机场。而在西藏，仅有一座机场可供使用，那就是位于拉萨附近的当雄机场。

在平叛行动中，我军轰炸机部队主要利用了多个机场进行作战，包括外围的武功、兰州、西宁机场，以及高原地区的当雄、玉树和格尔木机场。尤其是独立第4团的图-4重型轰炸机，其作战基地直接部署在格尔木机场。这些机场的选择不仅便于快速出击，也确保了后勤支援的及时性，为平叛行动提供了重要保障。

截至1962年7月任务完成时，我军投入数量最多的机型是从苏联引进的图-2双引擎轰炸机。

图-2这款轰炸机在1938年诞生，被公认为苏联在二战期间最出色的活塞式轰炸机。它既能进行水平轰炸，也能执行俯冲轰炸任务，最大携带炸弹量达到3吨，最远飞行距离为2600公里。自1949年10月空军首次引进图-2以来，它在军中服役了超过30年。

1958年3月25日，空军首次执行平叛任务。空25师派出11架图-2轰炸机，空26师出动8架拉-11战斗机，在甘肃和青海地区展开行动。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这两支部队共执行了108次飞行任务，累计投掷了6吨炸弹。

图-2轰炸机在这一阶段的主要职责并非实施轰炸，而是承担空中侦察和警戒巡逻的任务。根据统计资料，从1959年2月至10月，该机型执行侦察任务的飞行架次占比超过八成。这种任务分配格局的形成，主要基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侦察任务更符合当时的作战需求，二是后勤保障系统难以支撑频繁的轰炸任务。

让我们从任务适用性开始谈起。

叛军行动灵活，常利用广阔且人口稀少的地区和我方兵力有限的弱点进行游击。在空军介入之前，地面部队难以迅速追踪叛军行踪，导致清剿行动效率低下。随着图-2轰炸机的投入使用，其大体积、长续航时间和强大的火力，不仅能够迅速收集情报，还能在关键时刻提供直接火力支援，极大地提升了地面部队的作战效能。

以下是几个经典的作战案例。

1959年5月18日，田德润带领的机组在昌都执行侦察任务，发现敌情后立即报告，地面部队迅速调整战术，掌握了战场主动权。1960年5月22日，独5团的丁如松机组在莫云地区进行侦察，精确锁定了大批叛匪的位置和人数，为部队的进攻提供了准确指引。同年7月7日至27日，空军连续出动10架次飞机，对一名重要匪首进行追踪侦察，最终协助地面部队将其彻底消灭。

在实施侦察行动的过程中，轰炸机往往同步为地面部队提供直接的空中火力支援。

1958年9月4日，我军对马沁雪山的一处敌军坚固据点展开围攻。空25师大队长周廷彦率领机组驾驶图-2轰炸机，对叛匪阵地进行了精准的轰炸和扫射，成功击毙40多名敌人。此次空中支援有效配合了地面部队的行动，最终将这股敌军彻底消灭。

1958年9月15日傍晚，我军一支由11辆卡车组成的运输队，正运送弹药和补给物资，途中突然遭到100多名土匪的围攻，形势十分危急。空军接到紧急求援后，立即派出两架图-2轰炸机赶往现场，对土匪进行密集扫射，成功击退了敌人。在空军的有力支援下，运输队顺利摆脱了险境。

在探讨了轰炸机的任务适应性之后，我们转向讨论其后勤保障的挑战。轰炸机的后勤压力主要体现在维护、燃料供应和弹药补给等方面。首先，维护工作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和大量时间，确保飞机处于最佳状态。其次，燃料供应是持续作战的关键，需要高效的后勤网络支持。最后，弹药补给必须迅速且准确，以满足作战需求。这些后勤问题直接影响轰炸机的作战效能和持续作战能力，因此，优化后勤保障体系对于提升轰炸机整体战斗力至关重要。

在高原地区，轰炸机的弹药补给是个大问题。运输条件差，物资和弹药要送到高原上非常不容易。飞机运力有限，汽车运输又太慢。即使物资运到了，装卸和储存也很困难。地勤人员在高海拔地区工作，体力消耗大，弹药保管也比平原地区复杂。

高原作战时，弹药消耗量明显高于平原地区。主要原因在于轰炸机执行任务时携带的炸弹都已解除保险装置，为确保安全，返航前必须将未使用的炸弹投掷到指定区域。然而高原气候复杂多变，经常导致轰炸机无法按计划抵达目标区域。这种情况下，机载弹药只能被当作安全风险处理，无法发挥实际作战效能，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

根据兰州军区空军后勤部的记录，1959年3月，部队刚进驻时使用了231枚100千克的炸弹，其中仅有87枚成功投放，占总数的30%。由于弹药使用效率不高，导致炸弹消耗量增加，后勤压力也随之上升。因此，兰州军区得出结论：在高原地区作战时，必须严格控制弹药和物资的使用，提前做好集中运输的规划。同时，部队在执行任务时，也要尽量节省每一枚炸弹。

然而，与弹药短缺的困境相比，设备故障引发的风险更为严重。机械问题往往直接导致作战能力下降，甚至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相比之下，弹药不足虽然会影响火力持续性，但通常不会立即危及部队安全。机械故障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其成为战场上更紧迫的挑战，需要投入更多资源进行预防和维护。这种状况凸显了装备可靠性在现代战争中的关键作用，也反映出后勤保障体系中机械设备维护的重要性。

在高原地区，由于空气稀薄，图-2飞机在执行任务时频繁遭遇发动机过热、动力骤减、气缸损坏以及单发失效等问题。尽管部队通过安装额外的冷却系统、增强氧气供应稳定性以及移除冗余设备等方式进行了改进，但依然发生了两起重大事故，导致两架飞机损毁，八名机组人员不幸遇难。

1958年7月12日早上7点20分，空25师副师长孙守桢带领机组人员驾驶图-2飞机从西宁出发前往玉树，执行空中侦察和传单投放任务。起飞两小时后，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指挥部迅速组织多架运输机展开搜寻，但由于天气条件太差，搜索行动被迫中止，未能找到失踪飞机。

次日夜间10时许，玉树军分区的地面搜寻队伍在北巴彦喀拉山麓的休马滩东北方向约56公里处，于一条公路西侧300米的位置，发现了失事飞机的残骸。经确认，机上四名机组人员均已不幸罹难。

时隔三月，空25师再次遭遇飞行事故，其严重程度远超首次。

1958年10月3日早晨8点35分，空军第25师第三中队的队长周廷彦，操作着一架图-2轰炸机从玉树基地升空。机上还有三位关键成员：领航员温勋太、通讯专家刘宝庆以及射击手张佩福。这次飞行任务的目标是前往距离起飞点约200公里的扎多县莫云区域，执行详细的空中侦察任务。

10点45分，周廷彦通过无线电联系了运输机机组，报告了紧急情况：“右发动机出现故障，目前只能维持在5000米高度飞行，无法继续爬升。”这一消息令人担忧。图-2型飞机原本就因高空氧气稀薄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现在一个发动机又出了问题，仅能在5000米高度保持飞行，这种情况下，飞机显然已经不具备返航能力。

13分钟刚过，周廷彦又传来消息："引擎过热，得紧急降落。"说完这句，通讯就断了。

玉树指挥部迅速指示两架正在执行任务的运输机前往事故区域进行空中侦察，但未能发现任何线索。当晚六时，指挥部增派了两个排的地面部队展开搜救行动。第二天，再次派出运输机协助搜寻，然而所有努力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直到5号下午3点40分，玉树指挥部接到骑兵部队的消息。他们在莫云东北边打仗时抓到一个俘虏。审讯时，俘虏说看到一架飞机在扎盖日河的拐弯处坠毁了。据俘虏交代，飞机上的人都已经遇难。

根据俘虏提供的情报，坠机位置离骑兵十四团营地约63公里。接到消息后，指挥部迅速下达指令，要求骑兵部队立即向飞机迫降区域发起进攻。

10月6日早晨，执行侦察任务的一架运输机发回消息，在图-2飞机坠毁的河谷地带发现了大量武装分子。我军地面部队随即发动攻势，骑兵迅速出击，迫使敌方撤离了坠机区域。

抵达事故地点的部队观察到，图-2飞机的残骸没有发生爆炸或燃烧的迹象。在坠机区域，发现了机组成员的四具遗体，均遭受严重刀伤，身体部分残缺。此外，飞机外壳上有多个弹孔，地面散落着我军使用的54式手枪弹壳。

通过分析战场遗留线索和审讯战俘获得的情报，指挥中心基本还原了当时的战局态势。

周廷彦向机组通报引擎故障，决定紧急着陆。然而，地面叛军早已察觉他们的行踪。在降落过程中，飞机遭到轻武器火力攻击。在这场突袭中，通讯专家刘宝庆和炮手张佩福不幸遇难。

在飞机紧急降落之后，周廷彦大队长和领航员温勋太迅速拿起手枪和机载固定机枪进行反击。然而，由于机枪的射击范围有限，他们只有两支五四式手枪和每人三个弹匣，火力不足以抵挡大批匪徒的猛攻。在成功击毙三名敌人后，周廷彦和温勋太被叛匪用长刀砍杀，并遭到戮尸，英勇殉职。

周廷彦是北京平谷县农家子弟，1943年参加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被选入空军服役。1954年，他因表现突出获得三等功。1958年，他随航空兵第74团的两个大队调往西宁和玉树机场。他在执行平叛任务不到一年时不幸牺牲。

战斗结束后，军方吸取经验，加强了大型运输机的武装配置。除了原有的个人装备——每人配备一把54式手枪和三个备用弹匣外，还额外给每位机组成员增加了一支54式冲锋枪和十个弹匣。此外，每个机组还配备了一挺53式轻机枪和五个弹盘，以及四枚手榴弹，以增强整体火力。

我军轰炸机部队在高原地区的作战效能显著增强，这得益于对高海拔环境的逐步适应以及后勤支持体系的完善。在1960年3月10日至10月20日期间，12架图-2轰炸机完成了81次轰炸行动和12次侦察任务，空中打击频率显著增加。部队在实战中不断积累经验，有效提升了高原作战的实战水平。

在多年的平叛战斗中，轰炸机部队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作战方法。他们先在外围侦察，不直接从目标上方飞过，而是从多个角度和高度隐蔽接近。尽量减少飞行次数，注重首枚炸弹的威力，集中打击敌方关键目标。这套战术屡试不爽，多次实现了单次出击消灭数百敌人的战果。

尽管当时我军的轰炸机部队在作战规模和持续时间上受到一定限制，但航空兵的参战仍然发挥了显著效果。它不仅有效震慑了叛匪，还极大地提升了我军的士气。此外，通过参与平叛作战，空军在高原地带的实战中积累了重要经验，进一步锤炼了部队的战斗意志。

1961年起，随着形势趋于稳定，空军执行任务的频率显著下降，全年仅进行了6次飞行行动。至1962年，平定叛乱的使命圆满完成。

根据兰州军区的数据，在平叛行动中，图-2轰炸机共执行了398次飞行任务，投放了65吨炸弹，并发射了5万发弹药，成为所有机型中出动频率最高的。尽管图-2对机场条件要求不高，但由于其携带的炸弹量有限且动力系统不够强劲，在青藏高原这种空气稀薄、天气多变的地区，即便是执行侦察任务，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鉴于图-2轰炸机的性能局限，以及总参强调的"西线作战部队应尽量抽调人员参与实战锻炼"的方针，自1959年3月开始，我军图-4重型轰炸机部队也参与了高原地区的轮战部署。该部队共派出10架飞机，执行这一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