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一衣带水，交往源远流长。

但自19世纪开始，日方对我们长达一百多年的欺凌与3500万人的累累血债，成为横亘在中日之间的巨大障碍，哪怕时至今日，也无法消融。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如何正确定位中日关系，如何与日相处，也就成为了周总理考虑的重要事情。

1953年9月28日，周总理会见了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就中日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是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见日本友好人士，意义非常重大。或者说，周总理此举，真正打开了中日友好相处的大门。

大山郁夫，1880年生，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学家。他曾经担任《大阪朝日新闻》社论委员，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并曾反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1953年，他应法国大学邀请访问法国，随后参加布达佩斯和平会议，归途中访问了莫斯科、北京和平壤。

大山郁夫的北京之行，起于两个原因。

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宣布，“我们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因为周总理认为，“中日两国人民有着友好的新条件，即解放了的新中国和战后要求和平的日本。”

二是1949年10月1日，东京地区各界友好人士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要求日友友好，并成立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周总理针对这种情势，审时度势，及时指导采取民间外交策略。

由大山郁夫开始，此后应邀来访的日本朋友大都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此后，中日互访逐渐增多，并逐渐由民间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

只是当时由于日本是受美国控制，且中美关系并不融洽，于是到1957年至2月后，日本岸信介内阁在自身和美国的影响下，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日关系的举措，致使这种民间外交或半官方外交出现了逆转。

这种状况，到1972年的时候，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拉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

作为美国的小弟，日本自然一切以美国马首是瞻。

于是，追随美国与中国重新复交的呼声高涨，中日建交便在双方的互相推动下，成为一种必然。

这件事情，中方便由周总理全权负责，落实中日建交的事情。

双方建交谈判中间有个小插曲。

也就是在最敏感的战争赔偿上，日本代表团在谈判中提到，“蒋已经说过不要赔偿”之类的话语，使建交谈判会议陷入了僵局。

为此，周总理找到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十分严肃地声道，“蒋是慷他人之慨，他逃跑到台湾，他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我们放弃索赔，是不想日本的人民也因为赔偿而受苦，你们的条约局军长不领情，还拿《日台和约》说事，这是对我们的侮辱！”

田中角荣十分尴尬，只能说着好话，向我们表示歉意。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定，即时生效，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式实现正常化。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周总理就在规划中日关系，至1972年联合声明签定和发布，中日关系终于朝着正常化的路子大步向前，周总理操持了23年。

而且，哪怕是中日建交后，中日友好始终是周总理关心的一件事情，直到他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