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从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正式建立。

但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清朝政府面临的问题比以往的王朝要多得多。

清军面对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汉族社会，保留明朝的科道制度、都察院体系成为稳定统治的权宜之计。

可八旗制度作为清朝根本制度，必须和满汉分治的政治现实相结合。

清朝监察体系的核心特征，是将明朝相对独立的科道官转化为皇权附庸。

明朝六科给事中可封驳皇帝圣旨，清朝则在雍正朝将六科并入都察院，取消封驳权，仅保留记录圣旨的功能。

同时允许监察官绕过都察院直接向皇帝密奏，这种单线模式让监察权成为皇权延伸的触手。

这种基于八旗制度与满汉分治的改造，使清朝监察体系虽沿用明朝的都察院架构，却将监察权牢牢绑定于皇权。

这在初期有效维护了满族统治，却也埋下了监察官沦为皇权工具的隐患。

康熙二十三年，圣祖玄烨就曾经指出大明王朝的弊端在于科道官权重而无制，进一步强调了法制监察的重要性。

而这一思路在雍正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随着《钦定台规》的出现，中国古代监察立法来到了权力巅峰。

这部法典分宪纲、考课、直谏、风纪等40多个条目。

其中详细规定了都察院的组织结构、监察官的各级权责和弹劾程序。

还明确规定御史必须年富力强，年龄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必须通过定期考核、层层选拔才能胜任，将明朝笼统的监察规定细化为可操作的细则。

例如，御史候选人需提交身家清白证明、政绩履历，经都察院审核后，还要在皇帝面前当面面试，考察应对能力。

考核更是采用严进严管的制度，在乾隆朝培育出陈宏谋、刘墉等著名清官。

由于汉人不在少数，清朝监察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满汉双轨制，都察院设左都御史满汉各一人，均为正一品，与六部尚书同列。

左都御史可直接向皇帝呈递密折，甚至在九卿会议上拥有一票否定大臣决议的权力。

这种制度设计既了拉拢汉族士大夫，又通过满官监督确保皇权不旁落，典型体现了清朝合满汉为一体的统治策略。

虽然清朝监察制度有了一定细化和完善，但根本局限还是服务专制皇权。

典型的比如和珅专权时期一手遮天，都察院32次弹劾均被压制，直至嘉庆帝亲政时候才得以清算。

同时，清朝规定御史出京需皇帝特批，导致地方监察依赖督抚自查。

随着清朝中后期吏治败坏，监察系统自身也遭侵蚀，腐败现象越来越明显，并出现官官相、圣听蒙蔽的现象，监察制度已经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道光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每年侵吞治河银30万两，但总是上报账目无误。

直到多年后因分赃不均才被同侪举报，满官监察汉官时常偏袒同族，反而造成满汉族群之间的裂痕。

清朝监察制度的兴衰，本质上是集权体制与制度的长期博弈，如何平衡成为了难题和关键。

当康乾时期皇权强盛，制度尚能发挥纠察百官的作用，一旦皇权懈怠或官僚体系腐化，再完备的条文也沦为摆设。

正如再好的制度若缺乏法治保障，终将沦为权力的附庸，清朝监察制度曾维系王朝规律运转，最终却因专制走向失败。

权力制约与监督只有超越时代局限，建立真正独立、法治、民主的监察体系，才能实现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的历史使命。

《钦定台规》

《大清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