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选调到保卫局工作的干部，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全部都是共产党员。这些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军干部。他们在保卫战线上出生人死，机智勇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出色地完成了党交付给我们的任务，为党和军队的保卫工作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每当回忆起这些经历，我都会再一次地激动，许多战友们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立刻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保卫局的工作比较保密，当时一军团保卫局长是罗瑞卿，三军团保卫局长是张纯清，我是侦察科长，侦察科又被称为一科；执行科是二科，科长杨奇清；检察科是三科，科长裴周玉﹣﹣他没多久就被调到中央任少共国际师的师特派员了。人数最多的是侦察科，侦察科当时有张香国、黄赤波、黄天翔、李月波、覃应机、沈开泰、张建、龙飞虎、黄国山、戴富九，而我的秘书是阮守峰；杨奇清作为二科科长带着叶运高、王卓超等3位同志。 那是1933年，江西宜黄苏区边境上发生了一系列对于我军很不利的事件﹣﹣我军的很多情况敌人了如指掌，而且我们的地下党组织也接二连三遭到了破坏。这一系列情况自然引起了军团保卫局的高度关注，经过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当时极有可能有一个较大的特务组织在苏区附近活动。首长当机立断，指示我们侦察科尽快侦破此案。 接受任务后，我们开始了从内到外的周密部署和侦察活动，但是收获都不大，那段时间，我们个个都心急如焚，坐卧不安。但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也终于在我们的身上应验了一次。 一天，侦察员黄赤波、覃应机在路上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这个家伙细皮嫩肉，尽管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但非常不合体，神情动作也不太像老百姓，而且在路上还时不时地东张西望，走路的时候总是躲躲闪闪，避着人走。黄赤波跟踪了他一段之后，就上去跟他搭讪﹣﹣收效明显，首先，他是外地口音；其次说话总是闪烁其词，答非所问！ 非常可疑！ 黄赤波和覃应机毫不客气地把他带了回来。 直接审讯。 我们很幸运地直接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证件，原来，这是一个从抚州城里来的级别不低的国民党军官。他是国民党的特派员，此行的目的是要给当地及周边一带的匪特分子开会，布置任务，并交待了他将要去召见的匪特名单和联系方法。 抓了这么一个特派员，对于我们一直想侦破的这一带特务组织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大家欣喜若狂，立即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一个周密而大胆的计划形成了。 这一天，方圆几十里内的匪特分子，按照他们内部的联络信号，一起汇集到谭头村东头两间样式古旧的平房里。这些家伙唧唧喳喳，还颇为兴奋﹣﹣特务们正等着上峰派来的特派员，恐怕也期望着会给他们带来赏赐。 不一会儿，一个瘦猴子一样的家伙陪着一个神态潇洒的年轻人从里屋走了出来。 "诸位，这就是上峰派来的特派员，请大家热烈欢迎！"瘦猴子殷勤地向屋子里的人作着介绍。 一阵欢迎的掌声过后，匪徒们中间响起了窃窃私语的声音，"好年轻啊！""这么帅！" 在他们脸上流露出惊诧神色的同时，年轻的特派员十分庄重地用手比划了一个让大家坐下的姿势，带着威严而傲慢地表情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诸位久等了，兄弟来迟一步，见谅！见谅！" 说到这里，只见他从衣服兜里掏出了一叠委任状、嘉奖令之类的东西，一张一张地往桌子上摆，一边摆一边头也不回地问，"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到齐了！按照你的命令，十几里外的庙里的弟兄也赶来了，连打入共军地方机关内部的弟兄也都设法赶来了！"瘦猴子说到这里，有几个家伙赶紧站了起来，连连点头称是﹣-估计这就是那几个打入我军内部"设法赶来"的。 特派员扫了他们一眼，然后双手按着桌子，开始训话，"兄弟此次受上峰派遣，一是要和大家一起检查前一段的工作，二是要嘉奖有功人员，三是要布置下一阶段的任务。" 一阵骚动，但是人们的目光没有一个离开前面桌子上的东西。 就在这时，忽然听见有人大喝一声，"不许动！" 刹那间，八九根黑黝黝的枪管从不同方向指向了这帮家伙，屋里顿时乱作一团。 "举起手来！" 安静了。 因为外面一下子又冲进来一些端着大枪的红军战士。 匪徒们的武器很快就被缴了下来，一个一个被押出了屋外，最后押出来的是那位特派员和那个瘦猴子。特派员的神气劲儿似乎一点儿也没有了，低着头一言不发；瘦猴子神情沮丧，走路的时候腿还在微微发抖。对别的几个匪徒倒没什么反应，见到特派员这副模样，先进屋的几个持短枪的人哈哈大笑。 因为这个年轻的"特派员"就是我们的侦察员黄赤波，而第一拨冲进屋里的还有陈湖生（我）、覃应机、张香国、黄天祥、李月波等几名干部，后来冲进来的是从警卫队临时调来的战士。为了不暴露黄赤波的身份，所以要把他同和匪徒们一起带回去，关键是，黄赤波演得实在是太像了！ 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伤亡，就把破坏苏区的一伙特务分子一网打尽了。事后，根据俘虏交待，我们还从另外一座山上的一个庙里搜缴出了一部小型电台﹣﹣这应该就是那伙特务跟外界联系的地方。 为了表彰我们的这次行动，中央政治保卫局特地发电报嘉奖："三军团保卫局在苏区边境上破获敌特组织是光荣的一页！" 1933年秋天，我们的部队进驻了老营盘地区。一到驻地，我们保卫局的同志立即在附近展开了社会境况调查，不仅是了解敌情的动态，也要了解周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在侦察过程中，我们发现住地附近的一个女人比较可疑﹣﹣她家里不见老人，不见丈夫也不见孩子，而且说话带有很重的南昌口音，房间内的摆设带有城市味道﹣﹣跟周围的农村老百姓完全不一样。我们把这一情况向局里作了详细的汇报，根据我们过去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怀疑这个女人就是南昌国民党特务机关专门训练过的妓女特务﹣﹣白月花。 为了进一步搞清情况，局长张纯清决定，由我去侦察这个女人，并亲手交给我4块大洋，允许我与他接近。 之所以派我去，是因为我有一些有利条件：首先，我会说南昌话；其次，我在赣州城里当过3年学徒，了解一些城市生活的习惯，而且懂一些妓女的行话、规矩、歌谣和点牌等等；另外，由于我作为侦察科长，审的俘虏比较多（战斗中新捉到的俘虏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审查的目的是为了将混入俘虏中的特务、警宪和军官清查出来，这也是保卫局的具体工作），我对敌军的情况了解也比较多。 于是，我公开地以红军干部的身份接近这个女人﹣﹣但是我诈称自己是国民党五十九师的军官，是被俘虏过来的，并且还在有意无意之间让她看见我保存的五十九师的符号和徽章，当然，那都是我从俘虏手里缴获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女特务看我确实不像是农村出来的土红军，终于相信我是国民党过来的人，对我放松了戒备；而我又故意流露出对红军有看法，表现出那种从骨子里看不起的样子，于是，这个女特务真的把我当作了她的工作对象，开始策反我。在策反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特派她来搜集我军的军事情报，并为他们发动对苏区的新一轮反革命"围剿"做准备﹣﹣也就是说，我之前跟她说的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很有可能被当成情报送出去了。 再骗取了她的信任之后，她向我透露了她这边报务员和另一个特务的情况，根据这一线索，我们很快破获了这一特务小组，逮捕了这3名男女特务，缴获了小电台1架、新油印机1台、手枪3支。 接下来就是处理这些特务。 处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中一名特务直接就是敌军的军事侦探，而且在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对我军的情报了解比较多，于是，组织上决定处决这个敌军探子。 处决都是秘密的。 一般都是晚上，而且不能用枪，否则别人会知道。 当天晚上，我们将他押到一处山崖边上，准备用马刀把他砍死。可是就在马刀将要砍下去的一刹那，他垂死挣扎，居然挣脱了绳子，紧接着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他竟然跳下了山崖！ 当时的情势，使我根本没有考虑的时间，手里抄着马刀，立即随着他一起纵身跃下了山崖﹣﹣现在想来都有一些后怕，也不知道那个山崖有多高，就敢往下跳。那个家伙也真是顽固，跳下去之后忍着疼痛就和我搏斗起来。说实话，他人高马大，我个子比他矮不少，打起来我真的很吃亏，当时的场面简直就是手忙脚乱，险象环生。把我逼急了，我也急中生智，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死命地抓住了他的阴部，把他掐得哇哇乱叫﹣﹣反正不管他再怎么打我，我都不松手！ 一会儿，安静了。 因为他疼得晕过去了。 这时候，我也累得要瘫了。 躺在地上歇了一会，我挣扎着起来，捡起了那把掉在地上的马刀，像用锯子一样在他的脖子上来回拉了好几刀才把他杀死．而我身上也被飙得满处都是血。 好不容易回到了局里，同志们看这么个"血人"回来，着实吓了一大跳，我当时非常兴奋，把经过向大家讲了一遍﹣﹣事后，执行科长杨奇清还把这件事当作英勇杀敌的一个战例，在保卫局培训班上给新进学员们讲了好几轮。 【陈复生(1911-2013），原名陈湖生，1911年6月生于江西省泰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10月在江西赣州曾参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运动。1929年任泰和县罗汉州乡少先队队长、游击队队长。1930年5月，游击队正式编入红军三军团，陈复生先后担任红三军团独立营二连连长、总指挥部特务营排长、连长。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2月任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长，1934年4月调红三军团任五师特派员，并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查科科长、西北保卫局红军工作科科长，1937年1月在抗大第一期一队学习。同年8月任延安保安处侦查部部长、执行科科长。1945年9月，调热河军区工作，任热河军区政治部侦查科科长。1946年11月起历任热河军区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冀热察军区供给部副政委。1981年7月，陈复生同志任公安部劳动改造工作管理局顾问，1982年12月离职休养，1991年6月被公安部政治部授予“人民一级金盾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