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年代,中国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被砸烂,司法工作也就陷入了瘫痪状态。
公检法中,检察院和法院都是在1978年后才陆续恢复建制,反而是公安局在1972年左右就已经陆续恢复。
这是因为当时存在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对四类分子,也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进行清理和评审的实际需要,公安局也就受到了一定的重视。
将近而立之年的艾丕善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调至公安处工作,开始了他的公安生涯。
1990年时,艾丕善早已是厅级干部。作为公安厅厅长的他在一次外出检查时竟然遭到了非法设卡拦截,当时他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多年后,已经成为省级干部的艾丕善接受专访,曾郑重地提到:“人能知足心常泰,学到无求品自高”。
在他看来,自己当年不过是一个前程惨淡的“要饭娃”,能够变成现在受人尊重、前途光明的领导干部,“决不是个人奋斗所能实现的”,他的成绩和新中国的成立,和新政府给予的上学机会、助学金离不开关系,也和亲友、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教育离不开关系。
也因此,贫苦出身的艾丕善从不怨天尤人,反而因为曾得到过一些善意,在自己有余力的时候也更愿意去帮助他人。

艾丕善是1943年生人,祖籍陕西省米脂县桃镇,出生地则在子长县羊马河附近的小村庄。
他所在的农家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一饮一啄全靠上天怜悯,在战乱之际、在干旱之时,多是下了苦功夫也换不到多少粮食,长时间都要忍饥挨饿。本来艾丕善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但1952年春节过后,9岁的他却等来了当地政府的动员,作为“翻身后的农家子女”,得到了去学校上学的机会。
这也成为他改变命运的开端。

彼时,艾丕善的学籍落在了延安市柳林小学,因为国家政策,他读书的学费能被全免,但还需再支出3毛多钱买书本。这并不是一笔大数目,但艾丕善的父母囊中羞涩,竟是负担不起,好在他们很支持他读书成才,设法求助了一位亲戚,才终于让艾丕善能够安稳地坐进了学堂。
艾丕善和一众同学在简陋的学校读书,拿门板当书桌,石块当板凳,沙盘当纸张。他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如镇反、保卫新生政权、抗美援朝等群众性活动,他也一直积极参加,表现很是活跃。
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他小学毕业即作为优等生,被保送入读了延安中学,开始了在这所省立重点中学的6年求学时光。

1964年时,21岁的艾丕善以优异成绩被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录取,成为了当时十分稀少的大学生之一。这让他的父母以及亲戚乡邻们都很是高兴。
后来艾丕善能够如期到学校报到,还仰赖了这些人的帮助。邻居借给他粮食,朋友给他搭了便车,姐姐资助了他书钱,他便高高兴兴地去过起了物质上艰苦但精神上丰足的大学生活。
此后,为了省路费,哪怕他是在同省求学,也只是一年回一次家,其他时候都是留在西安埋头苦学,又作为班长和民兵排长,积累基层管理经验。

艾丕善的经济情况稍有好转是在1968年,这一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至延安专区政法组工作,也就领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
他是一个肯吃苦又负责任的人,组织通过对他的考察,将他分配到了侦破组当干事,1974年公安处恢复建制后,他又被调至公安处工作,31岁即被提拔为副科长,显见,只要他继续保持,定然有不错的前程。
艾丕善并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开始参加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做调查时认真细致,肯花时间和精力,有数十名烈士的亲人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艾丕善也因此在工作上获得了一定好评。
因为品德和能力都经受住了考验,1981年,艾丕善被调至新成立的延安地委政法办,成为了副主任,期间主要协调处理一些疑难案件。

彼时,艾丕善着手处理的一些疑难案件中,罪犯不乏有一定的靠山。比如,就有一位罪犯因为是陕西省政法部门一位领导的亲属,多年来一直受到包庇,但艾丕善却没有因为他们的威胁而退让,而是顶住层层压力坚持依法办事,这名罪犯也就没了瞒天过海的可能,后来被依法判处了死刑。
同样,在发现一位民事审判员趁调解一妇女离婚案之机,胁迫与其发生关系,致妇女上吊身亡之后,哪怕一位省级领导特意“过问”,艾丕善也依旧坚持秉公执法,将这位民事审判员送进了监牢。
尽管他的刚毅正直,让他得罪了一些立身不正的领导,却又让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当地很受好评。
也因此,1983年,在国家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推进机构改革,重点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时,艾丕善既有自身经历、学历和能力的支持,又具备了一定的民心,也就在相当群众的推荐下在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走马上任成为了延安地委委员兼政法委书记,并很快升任延安地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农业及群团工作。

艾丕善是一个办实事的人,也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真心。哪怕此时他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一个光辉的干部,但他私下里却一直觉得自己并没有变化,他还是农民的孩子,要回到基层去,帮助更多农民和农民的子女过上好日子。
正因为有这样的觉悟,艾丕善从不端坐在办公室“拍脑袋”,而是一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去了解延安老乡真正的疑难,去找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真正良策。
他带着手底下的干事、专员跑遍了全区的许多乡村,找基层干部、农民座谈,一起讨论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找养鸡、养猪、养马、养牛的专业户和科技人员谈话,一起寻找发展畜牧业兴旺富民的途径。

在这之外,他还专门找一些要饭吃的穷人,了解他们困难的原因,有重点地解决他们生活和生产方面的困难。
正是在艾丕善任延安地委副书记期间,延安确定了“南煤北油中轻纺”的新格局,如畜牧业、烟果薯杂经济也都有明显发展。那些和过去的他一样因贫苦吃饭难、求学难的农民子女,其处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这是艾丕善和一些基层干部、农民一同努力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是,艾丕善在其中起到了大作用。

虽然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艾丕善却没有忘记他的政法工作,致力于稳定社会治安。尤其是1986年,他从中央党校培训部毕业,又被任命为陕西省公安厅厅长,他肩上的担子就越发沉重。
艾丕善发现,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迎来新局面的同时,社会治安虽因为经济的改善变得相对稳定,却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比如,艾丕善就注意到一些改革者和企业家就受到了敲诈勒索甚至是拦路抢劫的威胁。于是,1988年,他带领省公安厅为保护改革者和企业家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既受到了企业界的好评,又间接地鼓励了当地的创业发展,实现了良性循环。

艾丕善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成绩。自上任成为陕西省公安厅厅长之后,他就将维护陕西的法治和秩序视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处理完一些紧急且重要的事务后,他开始在省内巡查,了解各地的执法情况。
于是,1990年,艾丕善带领一组精干的省厅干部踏上了路程。
为了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艾丕善辗转各地逐一检查执法情况之时都不做提前通知,也不穿公服,而是穿着便服悄然而至。
就这样,一天,在前往洛川县时,他们遭遇到了麻烦。艾丕善也为此大动肝火。

原来,了解交警的执法情况也是艾丕善此次巡查的重点内容,但就在洛川的一条幽静公路上,他们却发现一群穿着松垮交警制服的人在公路上设卡检查,过往的车辆都纷纷被收取了“过关费”。这让艾丕善不禁皱起了眉头。
艾丕善本想亲自上前查看,却被自称交警的人推搡,且被恶狠狠地质问:“你们是什么人?”
因对方人多势众,艾丕善没有与其正面冲突。缴费“过关”之后,他立刻前往洛川县交警队核实情况,确定县交警队并未下达此类任务,也就证实了这些人是冒名顶替来进行非法敛财。
这之后,艾丕善调集了大批警力包围了设卡点,将这一伙人尽数带走伏法。此举也让他更加得到了群众的赞誉。
参考文献:
《艾丕善同志生平》

《根正叶茂——记陕西省公安厅厅长艾丕善》倪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