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史上，文人与武士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动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明朝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蒙古族称霸的时代告一段落，也标志着汉族在中原地区的回归。从文与武之间的联系来看，与邻近的元朝不同，与邻近的唐、宋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例如，元朝以宿卫和镇戍为主的兵种体系，明朝则采取了“卫所制”。明朝的“军营”体制与元代的“宿卫和镇屯”有很大的区别，其渊源源于唐朝的“军营”体制。而在唐、宋两朝的文武关系，又有着比较鲜明的特点，每一位官员都拥有一个“散官”的称号，这个称号象征着他们的等级、俸禄和在官场中的种种权利。在这一系统中，文职官员和武职官员有着明显的等级之分。一些官吏虽兼有文职和武职，但其官阶和职位通常会随其职务的变动而变动。不过，就算这样，文臣和武臣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针锋相对，一个人的升迁，文臣和武臣的功绩一样，都会受到朝堂上一视同仁的对待。到了这个时候，朝廷与军队之间的矛盾已经比较融洽了，可以说是"文武合一"了。

但是，在安史之乱之后，中枢力量遭受了空前的挑战，因为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文武官员之间的对立，但是为了避免出现激烈的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继续恶化下去。之后，随着一系列叛乱，如“黄巢谋反”，中央政权逐渐丧失，各种原因综合影响，最终导致了文官与武官之间的政治平衡被完全打破。起义往往代表着政权的不稳固，而想要镇压起义，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战斗来平息，这也给了武士们发展壮大的机会。在战争持续加剧的情况下，李唐王王朝终于失去了对中原王朝的控制，中国历史由此开始了五代十国的纷争。五代十国时期，文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虽然武人势力空前壮大，但文臣的身份却没有被贬低。这可能是由于，纵然是在武力统治之下，也必须要有大批的文官来帮助他们管理。

这时，文人阶层也开始主动谋求自己的发展，他们放弃了对儒学的推崇，转向研习兵法，以期重振往日的权势。在这个时候，作为一名“节度”的官员，就成了他们进入各个政治机构的一条捷径。在这样一个曲折的时局中，文臣虽无实际权力，但仍享受着崇高的威信和尊贵的身份，他们秉持着“以文治国”的理念，力图复兴李唐的政体，并将其纳入到儒学正统的轨道中去。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们必须要和武人权组织进行合作。后周王朝的确立，使五代十国的士大夫们重新振作起来，重新恢复了当时的文官统治，为宋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在这些因素之中，宋太祖赵匡胤重视和使用文官，这一点毋庸置疑，是他得以提升的主要因素。他把“文官”看作是一个特殊的族群，并相信他们比“武士”更有能力去治理国家。二来，经历了那么多的战争，身为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很清楚，武人的危险远比文臣要大得多。在他看来，文人一般都没有什么政治抱负，纵然腐败，也不会象武人一样，引起轩然大波，对自己的政权构成威胁。因此，他对文官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用。但他没有料到，他的这一举动，却破坏了文武双全的均衡，导致了宋代晚期，朝廷缺人缺人才，贪官很多。

绥靖后，文官在政治上获得了全方位的胜利，在政治上具有不可撼动的绝对上风。虽然也有一些有才华的将领，试图扭转战局，但是这些都是徒劳的。到了宋代中叶，随着军事力量的衰弱，文官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等到文官完全掌控了中枢，他们不但能制定军务，还能任命和罢官，这才是文官势力最强的时候。在经历了百余年的政治演变之后，最终在仁宗末期形成了一个由文人把持的政权。一旦文臣排除了武人，那么，文与武之间，已经不仅仅是职位的差别了。由于文官掌握了政治权力，而将“文”与“武”相区别的思想贯彻到了整个官僚体系之中，这就使得“文”与“武”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一系列关于文武官员的差异化政策中，两个派系的对抗尤其加深，并且有意地控制了两个派系的地位转换。

在这种体制下，文臣不但确定了自己与军人之间的界限，而且使这种界限一直延伸到了后世。经过近一百五十年的演变，文臣们最终获得了彻底的成功，然而，他们享受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却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他们的势力扩大主要依靠的不是自己的治理，而是来自于当权者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士大夫”阶层拥护皇上消减藩镇将领的兵权，不仅得到了极大的权利和好处，而且对中央政权的忠诚也有了很大的影响。晚唐五代时期的经历，使北宋士大夫们认为，在政治上，军事力量的膨胀，是对政治上最大的威胁。

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军队力量对王朝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没有良好的军队文化，当面临外敌侵略的时候，他们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他们只有向他们的统治者发出警告，让武将接受他们的控制，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他们的心中，对这些武人都是不屑一顾的。因此，文臣和武臣在政治权力和文化地位上，就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一点，不仅在后来的宋国之中，也是一个难以化解的问题，更是在明清两代的政治与军事上，造成了不可忽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