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传作,湖北石首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便衣队队长,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连长,副营长,龙山独立团营长。1935年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营长。1939 年起任第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二团团长。1945年任独立一旅副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独立第一旅副旅长,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1948年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七旅旅长。1949年任第一野战军一军三师师长。参加了临汾、晋中、太原、扶眉、兰州、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空军司令员。1966年任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1973年任空军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82年8月26日在北京逝世。
作者:张孝兵 张在新
放牛娃参加红军
1914年8月,傅传作出生于石首调关镇伯牙口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出生不久,母亲病故,与父亲傅在朝相依为命,后与叔父傅在贵一起度日,两家5口人,3间茅草房,仅3亩薄田。傅传作12岁便下地干活,给人放牛,卖菜换粮,受尽艰辛与屈辱,他从小就憎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
1926年,石首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剿土匪、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在全县掀起了高潮。1927年,石首的秋收暴动轰轰烈烈,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调关一带逐渐成为革命风暴的中心。在工农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年仅13岁的傅传作参加了童子团,同工农群众一道禁鸦片、封赌场、破除迷信、铲除封建恶习。
1929年,石首县苏维埃筹备委员会成立,傅传作又加入少年先锋队,协助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1930年春,年仅16岁的傅传作告别父亲、叔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六军警卫团二连当战士。在频繁的反“围剿”战斗中,傅传作和战友们一道英勇战斗,出生入死,同甘共苦,使他觉得部队战士亲如一家,情同兄弟。傅传作作战勇敢,冲锋在前,1931年被选送到教导团学习,毕业后任鄂西北红军学校区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冬,红三军第二师师长胡梯之见傅传作英勇机警,指名要他担任警卫员。1932年夏,傅传作调红九师担任师长段德昌的警卫员,不久提升为警卫班长,在反“围剿”斗争中,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1933年2月,红二军在鹤峰走马坪进行整编,傅传作调红九师便衣队,在侦察敌情、打击反动武装战斗中出色完成任务,多次受师、军首长的表扬。
正当红三军处于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艰难时刻,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夏曦的领导下,顽固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大搞肃反扩大化,红九师师长段德昌被指控为“改组派”的头子遭无辜杀害。因傅传作曾是段德昌的警卫班长,也被当做“改组派”逮捕,遭受酷刑拷打,罚作劳役。
1934年红三军进入黔东,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9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傅传作获释,他积极要求工作,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排长,不久升任连长,年底任副营长。
1935 年春,傅传作调任湘鄂川黔龙山独立团营长。龙山地处湘鄂交界处,山高林密,当地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傅传作坚决执行总指挥部“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号召,在打仗、训练之余,帮助当地农民发展生产,协助播种收割,使部队深受当地百姓拥戴。
同年秋,傅传作调入红军大学分校高级班学习,他刻苦学习指挥、战术科目,认真阅读政治常识和党的建设教材,从思想政治到指挥艺术等方面都得到提高。毕业后,傅传作调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第一营营长,多次率部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长征途中负重伤
1935年11月,红二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在前有强敌堵截、后有重兵尾追的情况下,傅传作率营英勇作战,他多次负伤,仍顽强坚持战斗。在云南宣威的战斗中,他和团政委朱辉照都负了伤,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尽力掩护政委安全撤出战场,受到师首长的表彰。
部队进至云南楚雄,反动武装保安团凭借坚固工事据险顽抗,部队进攻受阻。此时追兵迫近,形势严峻,上级命令傅传作尽快扫清障碍,以利摆脱重兵追击。接到命令后,傅传作冲锋在前,战士们呼啸而上,终于将守敌全歼。部队进至宾川县城,又遭守城敌军顽抗,部队伤亡较大,傅传作带领突击队攻城,经过整整一天反复冲杀,他亲手击毙6名守城敌兵,终于攻克宾川县城。
经过艰苦转战,部队渡过金沙江后,在云南中甸县又遭遇敌军的顽抗,为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部队首长命令傅传作率部担任主攻任务。接到命令后,他一马当先,率领全营迅速投入战斗,经过轮番冲锋,和兄弟部队一道攻破城池,占领了全城。
在这次战斗中,傅传作一直冲锋在前,一颗子弹洞穿了他的腹部,肠子被打破,血流如注,昏倒在战场上。部队首长和战友们对他的伤情十分关心,首长下令要用最好的药物治疗,用最好的方式护理,要用担架抬着他行军。在翻越第一座雪山时,傅传作怕累着战士,坚持自己登山,他强忍着伤痛,捂着伤口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当他再次被战士们强行扶上担架,他望着艰难前进的战士,多次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两个月后,部队到达甘肃边境哈达铺,伤未痊愈的傅传作坚决要求回部队工作,在他的再三要求下,调任四师十二团参谋长。在长征途中,第四师一直担负着掩护全军转移的艰巨任务,部队行至陕西海源时,四师与总部失去联系,傅传作带领便衣越险山、穿恶水,找到了大部队,受到总部嘉奖。部队到达陕北后,党组织为了培养这位英勇善战的战士,选送他到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夏,傅传作毕业后回到部队,任四师十二团团长,此时他尚不满23岁。
傅传作这个在入伍前受尽穷苦的孩子,自从加入红军队伍之后,经历了历次反“围剿”斗争、震惊世界的长征等血与火的磨炼,由一名勇猛无畏的战士,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砸碎日军的“囚笼”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红二方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一二〇师,傅传作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第一营营长。1938年6月,傅传作随团进入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年底随团从绥中出发,数度越过日伪封锁线,转战千里,于1939年2月穿过平汉路封锁线到达冀中。
2月10日,七一五团在深县附近与撤退的日军打了个遭遇战,傅传作率部与日军激战终日,毙敌100余人。3月中旬至4月初,傅传作又率部参加粉碎日军第五次围攻的战斗。经过长途行军,频繁战斗,一营战士愈战愈勇。
1939年3月下旬,部队经过整编,成立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傅传作任独一旅第二团团长。独一旅编成不久,即参加了齐会、找子营、南留路战役。在齐会战役中,傅传作率第二团在北留路顽强阻击强敌,给日军以重创;日军向找子营发动攻击时,第二团打得英勇顽强,牵制了日军的主力;在北苏鲁阵地守卫时,傅传作指挥部队一次次击退疯狂突围的日军,将日军压缩到张家坟地,最终将骄横的日军王牌吉田大队800余人全歼,开创了平原对日作战的范例。在战斗中傅传作两次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胜利,受到一二〇师师长贺龙的表彰。
6月下旬,国民党河北省民军司令张荫梧率3个旅2000余人,由冀南进占冀中根据地深县以北地区,扬言“收复失地”。独一旅奉命铲除张荫梧部,傅传作率第二团趁夜插入民军腹心驻地,于拂晓展开全面攻击,经过一整天激战,独一旅在分区部队的配合下,全歼张荫梧部,为冀中根据地消除了一大祸患。
9月上旬,独一旅进行整编,将第一、二团合编为第二团,傅传作仍任第二团团长。当月下旬,一二〇师指挥部抓住进占陈庄的日军撤退之机,决定在运动战中歼灭日军。傅传作率领第二团迅速抢占有利高地,严密控制日军东逃之路。经过六天五夜激战,数十次反复冲杀和白刃肉搏,二团始终牢牢地控制阵地,阻住日军的逃跑之路。经过一二〇师全体将士的浴血奋战,最终在灵寿县陈庄山地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日军少将水源旅团长以下1500余人。
12月中旬,晋察冀冬季反“扫荡”刚结束,国民党武装特工队--“平西先遣军”100余人,携带电台,突然潜入八路军防区,专门从事破坏抗日根据地的勾当。傅传作奉命率二团一部趁夜将该部包围全歼,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除掉了隐患。
在抗战的相峙阶段,日军不仅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还推行所谓“囚笼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为反击日军的“扫荡”,打破敌军的“囚笼”,傅传作率部作战百余次,进行艰苦的反“包围”、反“封锁”、反“蚕食”,并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大量杀伤日军的有生力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在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战斗中,根据旅首长的指示,傅传作决定用奇袭的方式,拔掉晋西北临县石门嫣日军村井旅团一个中队驻守的据点。他亲自带领担负主攻任务的连队排以上干部,化装对据点进行实地侦察,详细掌握了据点内日军的火力点及动向。在战前动员时,傅传作对参战指战员说:“我们一定要拔掉鬼子伸向根据地的这颗牙齿,砸碎它那个笼子!”战斗中,傅传作穿着被铁丝网挂破的裤子,按照侦察后详细设计的进攻方案,指挥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进攻,全歼守敌,拔掉据点。这一奇袭战例,被列入步兵学校教材。
1941年春,傅传作进入延安军政学院高级班学习,1942年学院并入中央党校,傅传作任区队长。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傅传作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还参加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受到深刻的教育,在军事素养、政治水平、思想方法等方面,均获得显著提高。
1943年3月,傅传作仍任独一旅第二团团长,在毛泽东主席发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后,带领全团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他们开荒种地、种瓜种菜,纺纱织布,自给有余,还拿出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支援当地贫苦农民,受到师部表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傅传作作为候补代表出席了这次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傅传作通过学习、讨论,受到了深刻的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和斗争的目标,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勇夺太原要塞牛驼寨
解放战争中,傅传作先后任独立第一旅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西北军区第七纵队第七旅旅长等职,率部参加解放临汾、太原和大西南等战役。
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傅传作受命率第七旅主攻太原城外要塞牛驼寨。战前,司令员徐向前批示说:“我军要解放太原,必先攻打东山牛驼寨。牛驼寨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前李自成入太原,日寇陷山西,都经此路。我们占了牛驼寨,就可以打碎敌人东山防御体系,控制太原城。”
傅传作接受战斗任务后,带领两名侦察参谋,深夜摸上牛驼寨,亲自侦察地形。三人摸过山沟,攀上山梁,从敌人碉堡的“缝隙”间钻过去,深夜3点攀上牛驼寨的最高点,他们伏在石坡上等待黎明。
迎着黎明的曙光,牛驼寨工事尽收眼底:寨上共10个大堡,以3个堡组成前沿阵地,以6个堡组成骨干阵地,用古庙改建的一个堡为核心阵地。这3个阵地互为犄角,步枪机枪均可构成火力网,它们之间除了一个“大鞍部”外,四周深沟断崖,彼此隔绝,各自又形成一个个独立的作战阵地。在每个大堡的四周,又筑有或明或暗的小碉堡群,在小碉堡群的前方是深达两三丈的峭壁,再向前是10多层台阶式的劈坡,上面架有五六尺高的铁丝网,铁丝网内外遍布地雷。
牛驼寨地势十分险要,整个防御工事依山势而成,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势,相互策应,布防十分严密,死死地扼住进山西、入太原的通道。
傅传作3人详细绘制敌人的防御图后,撤回驻地,连夜制定攻取牛驼寨的作战计划。战斗打响后,第七旅在傅传作的率领下,发扬英勇果敢、机智善战、坚决顽强、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和驻守牛驼寨的敌军展开长达20余天、反复激烈的10余次“拉锯式”争夺战,打退了敌军三个师和日本人组成的十总队疯狂反攻。
其间,纵队首长见七旅伤亡较重,命令撤下战场休息,并以第三旅、第十二旅和警备二旅轮番展开攻势,最终由第七旅重登牛驼寨,炸毁四号堡。四号堡是牛驼寨的核心阵地,第七旅派出由二十团和二十一团组成的爆破组,在密集的火力网掩护下,轮番爆破,先后七次用100斤、200斤、300斤、500斤炸药爆破,终因四号堡太坚固未能成功。第八次动用750斤炸药加雷管,终将四号堡掀翻,牛驼寨大小明暗碉堡全被攻破,太原城完全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控制之下。
在攻打牛驼寨战斗中,上级首长多次表扬傅传作和第七旅指战员,赞扬他们在战斗中体现了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发扬了人民军队的优良战斗作风,以及他们所采取的隐蔽、迅速、突然、出敌不意等战术。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编制的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傅传作先后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一师师长,相继参加了扶武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打破“空中禁区”
全国解放后,傅传作于1950年春调任西南军区第一工作团副军事代表,奉命到国民党起义部队十六兵团工作。他立场坚定,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深入基层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在起义部队官兵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通过大量的团结改造工作,顺利地完成了起义部队的改造任务。在改造部队的过程中,傅传作还两次奉命率部参加剿匪、平叛斗争,消灭土匪800余人,活捉被蒋介石称之为“游击之母”的女匪首赵洪文国,维护了川北人民的安定团结。
1950年1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为主,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区作配合,立即准备进军西藏。5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西南局:积极准备军事进攻,同时准备争取和平解放西藏。
1950年9月,正奉命在川北剿匪的傅传作调任西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当时正值部队进军西藏,急需运送进藏军需物资。从昌都至拉萨,要翻越12座4000米以上的高山、4座近6000米的雪山,还要穿过大面积森林、草原和沼泽地带,行程约3200华里,物资运输极其艰难。进藏部队迫切要求加强空投力量,增加空投物资数量,落实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供给重于战斗”的指示精神。
为便于执行支援进军西藏的空投任务,并为尔后组织运输部队进行准备,西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提议,并经空军首长批准,于1950年11月在四川新津机场以川西航空站为基础,组建高空运输团,同时筹建高空运输训练大队,附设在长春空军航校进行训练。1951年3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将高空运输团扩编为高空运输航空兵师。
随着进藏地面部队向前推进,空军运输部队也不断把航线向前延伸。傅传作司令员领导西南空军,在康藏高原不断开辟新的航线,连续向前试航空投。
康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群山巍峨,平均海拔高度在3000米以上。高原崇山峻岭,深沟峡谷,地形极其复杂,高原终年积雪,气候恶劣多变,加之没有准确的航图和气象资料以及必须的通讯导航保障,特别是没有前人的实践经验可资借鉴,被人们称为“空中禁区”。
为了保证进藏部队从甘孜、昌都等地尽快抵达拉萨,傅传作司令员亲赴新津机场,同运输部队的领导、空勤人员共同研究,选择向前延伸的航线,组织飞行准备工作,总结试航空投的经验。傅传作经常召开空勤人员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开辟新航线的意见;有时还把飞行人员接到空军作战室,征求一线试航员的意见,对他们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及时解决一些试航中的困难和问题,经过上下努力,终于成功完成了试航空投任务。
1950年11月11日,由谢派芬、贾任甫、胡明涛组成的机组,驾驶伊尔-12飞机,成功降落在海拔3200米的甘孜机场上。1952年6月9日,由李向明、胡明涛组成的机组,驾驶经过加装油箱和一系列改进的伊尔-12飞机,又试航太昭空投成功。这是当时开辟的康藏航线中最长的一条,往返飞行9小时38分,距拉萨仅200公里。自1950年4月至1952年11月,高空运输航空兵师共出动飞机1315架次,飞行3766小时,共空投各类军需物资2400余吨,先后开辟25条航线,有力地配合地面部队进军西藏。
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双方代表团于5月23日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其中第二条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抵达拉萨,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西藏宣告和平解放。傅传作司令员和他指挥的高空运输航空兵部队,为打破“空中禁区”、开辟高原航线、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把一切交给党
50年代初期,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美国和国民党空军经常出动飞机对广东地区进行侦察、骚扰活动。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防空作战和完成空中、海上的护航任务,空军司令部决定组建空军广州指挥所。
1954年5月,空军司令部电示西南军区空军:为使西南军区空军机关在作战指挥和训练部队上得到实际锻炼,经中央军委批准,由西南军区空军组建空军广州指挥所。8月,中央军委颁发命令,任命西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兼任中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并兼空军广州指挥所司令员。
傅传作率领指挥所机构到达广州后,抓紧组织指挥所人员学习上级有关防空作战的指示、规定,熟悉敌我态势,沟通上下联系,为指挥好国土防空作战作好充分的准备。仅在1955年上半年,广州指挥所指挥航空兵部队战斗出动50余次,起飞94批223架次,完成了要地防空、专机护航和保护外轮安全的任务。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各大军区重新划分,军区空军也随之变更。5月,西南军区空军与空军广州指挥所合并,移驻武汉市,改称武汉军区空军,接管驻湖北、河南两省空军部队。9月,傅传作任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
傅传作十分注重军事训练,他一再强调,空军是技术军种,不经过严格训练,技术不熟练,到需要时就不顶用。因此,一定要加大训练力度,提高部队技术战术水平,做到一声令下就能拉得出去、上了战场就过得硬。他还经常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格言教育干部战士,强调训练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坚持“地面苦练、空中精飞、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在傅传作的推动下,从机关到部队很快掀起练兵热潮。
武汉军区空军自1955年5月组建至1958年10月,飞行部队已普遍由单一气象、简单课目的训练,进入到3至4种气象、复杂课目的作战,歼击机部队的飞行员100%可参加昼间简单气象作战,43%可参加昼间复杂气象作战,40.7%可参加夜间简单气象作战,18.2%可参加夜间复杂气象作战。
轰炸机部队有近1/2的机组达到简单气象的战斗训练水平,1/3的机组进行了昼间复杂气象云中训练,1/5的机组完成或进行了夜间简单气象单机训练。
运输机部队70%的机组完成或进行昼间复杂气象训练,40%的机组完成或进行夜间复杂气象训练,并有17个机组完成或进行夜间复杂气象训练。部队的整体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均有较大提高。
1958年3月,傅传作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1960年7月毕业。10月,增补傅传作为中共武汉军区空军委员会书记。
1960年,中央军委和军委空军又把“将陆军十五军改建为空降兵”的任务交给武汉军区空军。十五军原是陈赓率领下的一支英勇善战、战绩辉煌的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一仗更使这支英雄部队的战功一战成名。在十五军改建为空降兵的过程中,武汉军区和武汉军区空军组织联合工作组,深入该军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地完成改建任务。
傅传作基于长期带兵的经验,十分注重干部、指挥员和教员的训练。他常说,要想训练好部队,必须抓好干部和教员的训练。只有把他们训练好了,掌握了过硬的技术战术,才能把部队带好。此后,傅传作在部队中广泛开展了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活动,使武汉军区空军各兵种的训练进一步提高。
“文化大革命”中,傅传作团结党委“一班人”,发挥机关职能部门和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努力做好稳定部队的工作。广大指战员在傅传作的团结带领下不负重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守战斗岗位,坚持战备训练,努力做好工作,保证飞行安全,顺利完成了国土防空、人工降雨、飞播造林、科学实验、航空磁测,支援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公益事业等任务,为保卫祖国安全、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73年3月,傅传作调任军委空军政治委员,5月任空军党委第一书记。
在长期革命实践的锻炼中,傅传作由战士到将军,由普通党员到中央委员,在其成长的历程中,他一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交给了我国的国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