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新加坡这座以秩序和安全著称的城市，发生了一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两个12岁的小男孩在同一天失踪，从此没了音讯。

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报纸、电台天天报道，街头巷尾都在议论。

24年后，也就是2010年，一个神秘人突然冒出来，丢下一句让人心里发毛的话，又把这桩旧案子推到了风口浪尖。36年过去了，案子还是没破，真相像藏在迷雾里，谁也看不清。

郭振安虽然比较活泼，但并不调皮；中午离开家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多要零用钱，当时妈妈还把他送到等校车的地方，看起来一切正常。

卓鸿发性格内向，父母已经分开，他和妈妈住在一起，不太喜欢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而且他的两个储钱罐，都是满满的，没有少钱，当天他还跟妈妈说晚上要吃猪排和薯条，中午在妈妈在厨房就是在准备这些。

1986年5月14日，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那天是周三，中午时分，欧文小学的学生们刚吃完午饭，有的准备回教室，有的还在操场晃悠。

郭振安那天坐校车回学校，下车后跟同学王丕伟交代了一声，说要去旁边的商店买点东西，把书包扔给王丕伟就跑过去了。

到了下午1点左右，上课铃响了，学生们陆陆续续回教室。王丕伟发现郭振安没回来，座位空着，书包还搁在他旁边。

老师点名时发现卓鸿发的位子也没人，觉得不对劲，就赶紧给两家家长打了电话。

郭振安的爸妈先赶到学校，满头大汗地到处找，从操场到教室，再到校门口，喊得嗓子都哑了。

卓鸿发的妈妈随后冲过来，挨个教室翻了个遍，还跑去附近商店问老板有没有见过两个男孩，结果一无所获。

当天晚上，警方接到报案，马上组织了50多人开始搜查。

第二天，搜寻范围扩大到附近的乌敏岛和周边的社区小巷，但一点线索都没挖出来。

两个家庭急得不行，郭振安的爸妈拿出家里仅有的1000新元当悬赏，陈玉娟也咬牙凑了1000新元。学校门口，两个家庭举着孩子的照片，眼睛都哭肿了。

失踪后几天，警方把案子定为重大案件，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

1986年7月17日，一家广告公司跟报社合作，印了3万份报纸，上面写着两个男孩的身高、体重、失踪时的穿着。警方还印了1万张寻人海报，贴满了社区的电线杆和商店橱窗

。8月底，有人报案说在乌敏岛见过类似的孩子，警方出动上百人把岛上搜了个底朝天，还是没找到。

9月初，两家人都接到过神秘电话。郭振安的父亲听完电话直接晕倒，被送进医院，陈玉娟则是手一抖，把碗摔碎了。电话内容警方没公开，但从家属反应看，肯定不是好消息。

10月4日，麦当劳新加坡站出来，拿出10万新元的悬赏金，16家分店都贴上了男孩的照片。从那以后，大家开始管这俩男孩叫“麦当劳男孩”。

警方不死心，把调查范围扩大到马来西亚和泰国，怀疑可能是跨境绑架。

1986年那会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人员流动挺频繁，边境管理也没现在严，警方觉得这方向有点可能。

可查来查去，线索还是断在5月14日那天中午。几年下来，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说是人口贩卖，有人猜是意外，可没一个有真凭实据。

这案子在新加坡闹得沸沸扬扬，老百姓都跟着揪心。

80年代的新加坡，治安挺好，这种孩子失踪的事儿特别少见，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街坊邻居、同学家长自发组织起来帮忙找人，有的捐钱，有的印传单。

那几年，每到5月14日，报纸总会提一提这事儿，提醒大家别忘了这两个男孩。

失踪7年后，1993年5月14日，法院正式认定郭振安和卓鸿发死亡。

判决书送到两家时，郭振安的妈妈李美华攥着儿子的小学毕业照，眼泪止不住。

郭振民，也就是郭振安的爸爸，站在阳台上抽烟，烟头烫到手都没反应。陈玉娟没去法院，她坐在棚屋门口，盯着远处的小路发呆。

从那天起，两个家庭每年5月14日都会去学校门口放一束花，照片上的男孩永远是12岁的模样。

1996年，一个叫郑明辉的私家侦探接手了案子。这人40多岁，瘦得跟竹竿似的，常穿件灰风衣。他先找上陈玉娟，问了些卓鸿发的身世。

陈玉娟说，卓鸿发不是她亲生的，是前夫卓涛跟另一个女人生的。

卓涛是个生意人，10年前生意垮了，之后常来找母子俩要钱。

失踪前几天，5月10日，卓涛带卓鸿发出去过一趟，半夜才回来。陈玉娟气得不行，从那天起每天亲自送孩子到教室。

郑明辉又跑去查卓涛，找到他在新山的一间破公寓，门口堆满了啤酒瓶。1996年9月，警方逮捕卓涛，审了他两天两夜。

他死咬着说自己没干啥，只是带孩子出去玩。

警方搜查他家，只找到几张旧报纸，没别的证据。48小时后，卓涛被放了。11月13日，警方开记者会，说案件没新进展。

2010年11月，一个匿名电话打到报社，声音压得很低，说当年有人想带走卓鸿发，郭振安上去拦，结果俩人都被带到了新山。

报社第二天把这消息登出来，标题占了半版，还配上两男孩的照片。

警方马上重启调查，带队去新山挨家挨户查，可街边的摊贩都说没见过这样的孩子。那神秘人之后再没露面，线索又断了。

这案子至今还是个谜。郭振民几年前因病去世，李美华现在拄着拐杖，常坐在老房子门口发呆。陈玉娟还住在棚屋，屋里摆着卓鸿发的照片和数学书，书页都黄了。

她每年5月14日会去学校门口放一束白花。

1986年那会儿，新加坡还没普及监控摄像头，街上也没啥高科技设备。

失踪当天，目击者就那么几个，说法还模棱两可。

郭振安去了商店后就没影了，卓鸿发从家到学校的500米路上也没人注意。警方只能靠人工排查，可那年代人流量大，查不出个所以然。

卓鸿发的身世是个突破口，可也让案子更乱套。卓涛这个前夫有嫌疑，但他没留下啥硬证据。

陈玉娟说卓涛失踪前几天带过孩子出去，但具体干了啥没人知道。

郭振安这边家庭简单，没啥可疑人物，俩男孩的失踪咋连上的，至今没个准话。

80年代的新加坡正在发展，城市化快，周边还有不少偏僻地方。

加上跟马来西亚接壤，人员流动复杂，要是真有人把孩子带出国，查起来难度翻倍。24年后那通电话提到了新山，可时隔太久，证据早就没了。

老百姓对这案子议论纷纷，有人觉得是绑架，可能是冲着卓鸿发的身世去的，郭振安只是撞上了倒霉。也有说可能是意外，俩孩子跑去哪玩忘了时间，结果出事了。

24年后那通电话一出，大家又开始猜新山的可能性，可没后续消息，这些都停在口头上。

这事儿也让新加坡人反思，那年代治安虽好，但孩子的安全教育还是弱了点。学校和家长都没想到，500米的路都能出事。后来几年，新加坡加强了校园安保，校车管理也严了，算是从这案子吸取了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