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祸从口出】
胡兰成曾在汪伪政权中担任宣传部次长和行政部法制局长。尽管他本质上是个文人，而汪伪政府的官员们大多是精于算计的投机者，但他对自己的处境还算清醒。他曾坦言：“我在官场和政治上都是外行。”他之所以能在那个复杂的权力结构中立足，主要得益于与汪精卫和陈璧君的良好关系。虽然他与周佛海、李士群等实权人物有过节，但并未造成太大影响。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他最终连汪精卫这个最大的靠山也得罪了，结果招来了致命的危机。
事情是这样的。胡兰成结识了日本大使馆的池田笃纪，两人志趣相投，关系越来越密切。一天，池田去胡兰成家做客，看到他书桌上有一篇新写的文章，就借来看看。池田读完后很欣赏，征得胡兰成同意后，把文章翻译成日文，交给了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谷大使又把文章传回东京，连近卫文麿和石原莞尔都看了。令人惊讶的是，胡兰成这篇文章在日本广受好评，内容却是预言日本必败、汪伪政权必亡！文章主要观点是：汪精卫集团的“和平运动”已经背离初衷，结果事与愿违；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兵力分散，原本英美的劣势变成了日本的劣势；日本深陷侵华泥潭，这样下去，日本必败，南京政府也会随之垮台！
胡兰成意识到自己写的文章迟早会被汪精卫看到，心里觉得事情不妙。他提前跟池田商量好：“最近我每天都会来找你，如果我没来，你就主动来找我。”果然，没过几天，汪精卫看到文章后大发雷霆，立刻命令林柏生逮捕胡兰成。12月7日，林柏生通知胡兰成去他家。胡兰成出门前对妻子应英娣说：“如果我晚上还没回来，你就赶紧通知池田先生。”结果，胡兰成一到林家就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池田从应英娣那里得知消息后，马上联系了大使馆，还跟侵华日军总司令部通了气，各方都开始行动，试图救出胡兰成。那么，日本人的这种奇怪逻辑是怎么回事呢？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侵略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策略和步骤上，内部却矛盾重重。比如“下克上”、文官和武官互相争斗、陆军和海军互不服气，这些情况屡见不鲜。胡兰成的文章恰好迎合了日本少壮派军人的想法。他们对东条英机的政策不满，认为应该先跟中国谈和，集中力量对付英美。
1944年除夕将近，胡兰成依旧困在狱中，毫无获释的迹象。池田再也按捺不住，决定采取行动。他带着手枪，直奔日本宪兵队，找到河边课长，直言道：“如果我去救胡兰成，警卫肯定会阻拦。一旦交火，我非死即伤，这样你就有理由派宪兵出面救人了。”河边被池田的决心打动，回应道：“不用你冒险，我亲自处理。”他随即通知林柏生，要求立刻放人，否则将派宪兵强行营救。林柏生慌了神，赶紧请示汪精卫。汪精卫无奈，只得下令：“马上释放胡兰成。”——傀儡政权的软弱，由此可见！——当天下午，被关押了48天的胡兰成终于获释，坐上了池田的车回到家中。妻子应英娣正在厨房煮汤圆，迎接他的归来。
【二、一纸婚书】
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确实是在广西教书时娶的全慧文。而应英娣则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应英娣原本是百乐门的知名舞女，胡兰成在事业有成后，将她娶为姨太太。这样一来，他有了两个妻子和两个家庭，分别在南京和上海生活。
张爱玲和胡兰成从未见过面，但胡兰成的名声她早就听说过。最近，胡兰成因为言论问题被抓了。苏青拉着张爱玲，以她们在文化圈的影响力，一起去找周佛海求情，希望能救出这个“文化人”。事后，胡兰成自己都觉得她们的做法有点天真，甚至有点可笑。
胡兰成和张爱玲因为文学相识，之后他经常去张家聊天。“我们俩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两人的感情很快加深。从认识到结婚的半年里，是张爱玲最开心的日子。“我和爱玲在一起，就是单纯的互相喜欢……她会一直看着我，满眼都是欢喜。”“在爱玲身边，我重新认识了自己和周围的一切。”胡兰成还说：“要是没有她，我后来也写不出《山河岁月》。”
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婚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婚礼，也没有宴请，唯一有的就是一张婚书。有趣的是，张爱玲不清楚婚书需要两份，只准备了一张。胡兰成拿起笔，在婚书上郑重写下：“胡兰成与张爱玲结为夫妻，承诺共度此生，愿生活平静，岁月安稳。”
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胡兰成的写作水平确实很高，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流的散文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爱玲会对他如此欣赏，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她的这种感情超越了年龄和家庭的界限，也忽略了胡兰成作为汉奸的身份。其实，张爱玲本人对政治一直不太关心。在香港大学时，有一次她正在看《南华日报》（胡兰成是该报的总主笔），有同学提醒她：“这是汉奸办的报纸。”张爱玲只是淡淡地回应：“我平时不看新闻，只看电影广告。”
1944年8月，张爱玲与胡兰成步入婚姻殿堂，当时距离日本战败仅剩一年时光。她曾这样描述那份婚书：“尺寸太大，既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摆放，又缺乏丝带可以捆扎，最终只能被塞进箱底，从未示人。”这样的描述，是否暗示了这段婚姻的未来并不光明？
【三、护士风流】
胡兰成与汪精卫一派闹翻后，干脆投靠了日本人。1944年11月，日本华中派遣军邀请他前往武汉，名义上是让他办《大楚报》，实际上是想让他掌控湖北，组建一个亲日组织。胡兰成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胡兰成在汉阳医院期间，又闹出了一段情感纠葛。医院里有几名女护士，其中一个17岁的女孩叫周训德，大家都叫她小周。她身材高挑，肩膀圆润，既不显骨感，也不显臃肿，恰到好处。胡兰成和她慢慢熟悉起来，甚至每天去报馆前都要见她一面，回来后第一件事也是找她。“她坐在灯下，脸色像刚开的牡丹，又红又白，眼里带着笑意，我看得入迷。”胡兰成被小周吸引，完全忘记了在上海等他、新婚不久的张爱玲。他后来也反思：“我这样做，对爱玲是不是不公平？我确实想过，但想来想去，既不认错，也没法给自己找借口。”
1945年3月，胡兰成离开小周前往南京办事，随后回上海看望家人。他毫不避讳地向张爱玲提起小周，甚至直言：“我没想过要隐瞒，爱玲虽然小气，却也不懂得嫉妒。”表面上看，张爱玲似乎没有表现出嫉妒，反而试图理解胡兰成，认为在动荡的时局中，人们难免会寻求安慰。然而，内心细腻的张爱玲其实深受伤害。后来，她写下一段经典文字，描述了她与胡兰成关系的变化：“以前两个人睡在一起并不觉得挤，反而像是多了一只手臂，甚至想砍掉它。但现在却觉得特别拥挤，处处碍事，就像两棵树被砍倒后堆在一起，枝枝杈杈互相碰撞，处处都是矛盾。”这段话清晰地反映了她与胡兰成从亲密到疏远的转变。
五月份，胡兰成重返武汉。他一心想着赶紧回去，匆忙过了汉水，直奔汉阳医院，结果却没见到小周。原来，胡兰成离开时，小周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现在突然看到他，简直不敢相信。她躲回三楼自己的房间，心里还砰砰直跳。胡兰成和张爱玲结婚还不到一年，他又开始和小周讨论结婚的事。他和小周提结婚的事，小周只是听着。胡兰成觉得，他和张爱玲还没正式举行婚礼，和小周的关系也不能越界，再加上时局动荡，他不想连累小周。而小周对他，更是全心全意。那时，日军快要战败，盟军的飞机经常空袭武汉。有一天，胡兰成和小周在房间里，突然有飞机俯冲扫射，飞机的翅膀差点把屋顶掀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周迅速把胡兰成拉到灶间堆柴的地方，用身体护住了他。
胡兰成原本希望日本能再撑一段时间，这样他就能顺利完成军政学校的建设。然而，现实并不如他所愿。就在八月十五日中午，他在江汉路的街头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原本还计划在武汉保留一股独立力量，试图阻止国民政府的接收。但这个想法显然不切实际，仅仅坚持了13天就宣告失败。
今天早上，小周给胡兰成煮了一碗榨面干。吃完面后，胡兰成准备离开，小周忍不住哭了起来，说：“你总是照顾我，自己却从没享受过，这次你一个人出去吃苦，没人照顾你怎么办？”胡兰成安慰她，笑着说：“老天会保佑我的，出门要顺利，我只想看你笑一笑。”小周只好忍住眼泪，抬头看着他的脸，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那笑容比平时更加动人，美得让人心颤。
在两名日本士兵的陪同下，胡兰成伪装成受伤人员，搭乘日军的医疗船只离开了武汉。这次分别后，他再也没能见到小周。
【四、逃亡之路】
胡兰成在上海避难时，谷大使将他安置在一户日本人家中。然而，随着搜捕汉奸的行动日益紧张，上海已不再安全，胡兰成决定转往浙江。就在他准备离开的那天，青芸前来接应，两人在张爱玲的公寓暂住了一晚，甚至没有告知自己的子女。
他自称张嘉仪，还说是张佩纶的后代。逃亡途中，他看到报纸上登着审判汉奸的消息，上面有自己的名字，但他觉得自己肯定能逃掉。他跑到了诸暨，住进了斯家。抗战时期，斯家搬回了诸暨老家。胡兰成到的时候，他的同学斯颂德已经去世了，而当年的女孩斯雅珊也结了婚，有了孩子。胡兰成之前在汪伪政府当官，曾经帮过斯家。出于感激，斯太太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另外，斯老爷的姨太太范秀美也想着“报恩”。
斯家为了隐藏胡兰成，四处奔波，费尽周折。临近年底，他们决定让范秀美带着胡兰成逃往温州。秀美的娘家在温州，她已经20多年没见母亲了，这次正好以胜利后探亲为借口。他们雇了两辆黄包车，分别载着两人上路。一路上，两人越聊越投缘，胡兰成毫无保留地向秀美讲述了自己的过去，包括与玉凤、张爱玲、小周的故事，甚至在广西强吻李文源的荒唐事。一个说得坦率，一个听得自然。“我们在路上说话最自在，但在路亭买饭或住店时，就得少说话，怕被人听到我的经历起疑。在人前，秀美总是小心照顾我，所以我们感觉特别亲近。”一个是风流成性，一个是年轻守寡，自然如干柴烈火，一点就着。12月8日，他们到达丽水，结为夫妻。秀美深情地说：“你去哪儿，我都要跟着你！”可惜，乱世中的情缘，哪有“牢”字可言？
【五、千里寻夫】
在逃亡途中，胡兰成偶然从报纸上得知了小周被捕的消息。他心想：“看到训德被抓的新闻，我甚至有过冲动，想亲自去替她受罪。不过，这种想法太不切实际了，再说她应该很快就能被放出来。”到了温州后，他给张爱玲寄了一封信。出乎意料的是，这封信竟然让深情的张爱玲亲自找上门来！
张爱玲为了找到胡兰成，可以说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当时抗战刚结束，她的情况并不好，有人甚至想以“文化汉奸”的罪名追究她。更别提她要找的人，胡兰成，本身就是一个有名的汉奸。尽管如此，张爱玲一路上心里装满了对胡兰成的爱和对未来平静生活的向往。她在旅途中想着，自己走过的路，胡兰成也曾走过。当船快要到达温州时，她远远望着这座城市，心里想着胡兰成就在那里，感觉整个温州城都仿佛在发光，就像藏着一颗珍贵的宝珠。
胡兰成对张爱玲的突然出现，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回忆道："二月份，爱玲突然来到温州，我先是吃了一惊，随后心里涌上一股不悦，甚至没有一丝感激之情。"作为男人，胡兰成不愿意连累自己的妻子，而张爱玲如此为他付出，让他感到既不敢当，又不愿示弱。这种矛盾的情绪最终演变成了愤怒，他几乎是用粗暴的语气对张爱玲吼道："你来这里干什么？赶紧回去！"
胡兰成最在意的不是张爱玲的安危，而是不想在自己落魄时见到她，觉得这样会丢脸。至于他和范秀美的事，张爱玲虽然有所察觉，但也明白这是在困境中的短暂关系。她更担心的是胡兰成对小周的感情。有一次，张爱玲让胡兰成在她和小周之间做个选择，但他拒绝了。他说：“我就是这么固执，小周现在下落不明，未来怎么样谁也说不准，眼前只有张爱玲，我随便答应一下，不就能暂时解决了吗？”但他没有这么做。这就像他小时候，养母希望他说句好听的话，哪怕没有实际意义，他也不肯说出口。
张爱玲在温州待了将近一个月，最终含泪离开。她没能找到心爱的人，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日渐疏远。这段经历让她感到无比失落，曾经的亲密无间如今已成过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感情似乎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六、最后一面】
胡兰成为了躲避温州方面的追查，在斯家藏了大半年。等到风声平息后，他打算返回温州继续躲藏，途中经过上海，便在张爱玲的公寓留宿了一晚。然而，这一晚并不平静，两人发生了争执，最终各自分开睡下。第二天一早，胡兰成走进张爱玲的房间，俯身亲吻她。张爱玲从被子里伸出手抱住他，突然泪如雨下，只喊了一声“兰成！”胡兰成被她的深情打动，一时愣在原地。敏锐的张爱玲立刻察觉到了异样。“她看到他尴尬的笑容，心想，‘他已经不爱我了，所以才会觉得不自在。’”她随即松开手臂，坐直了身子。
那天之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面。
回到温州不久，我收到了张爱玲的来信，信里她直截了当地说：“我对你的感情已经淡了，想必你对我也是如此。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做出这个决定，那时因为考虑到你的处境，不想给你添麻烦。所以，请你不要来找我，就算你写信，我也不会看。”信中提到的“小吉”，其实是“大难”的委婉说法。张爱玲没有在胡兰成困难时离开他，而是等到他安定下来后，才明确表达了分手的意愿。她还随信寄来了30万元，这是她最近两部电影剧本的稿费。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感情，最初源于她对他的仰慕，经历了短暂的甜蜜，最终却以心碎收场。她曾形容那种痛苦如同永不停歇的火车，日夜轰鸣，毫无喘息之机。从最初的倾心到后来的无奈，这段感情仿佛一场无法逃避的煎熬，始终萦绕在她的心头。张爱玲用生动的比喻，道出了这段关系带给她的无尽折磨，那种痛苦如同机械般重复，无法摆脱，也无法忽视。她的描述让人感受到，这段感情从美好到破碎的过程，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充满了沉重的压抑与无奈。
【七、斯人已杳】
在躲避追捕的日子里，胡兰成化名张嘉仪，与梁漱溟保持书信往来，并赢得了梁的赏识。1949年末，胡兰成致信梁漱溟，提出了几条关于国家建设的建议。梁漱溟将信件转呈给毛主席，但毛主席对胡兰成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仅采纳了其中关于设立文化比较研究机构的提议。毛主席直接询问梁漱溟，谁适合担任该机构的副手，梁漱溟推荐了张嘉仪。随后，胡兰成从温州启程，计划前往北京。
胡兰成来到上海后，特意去了张爱玲的住处。他心里清楚，张爱玲未必愿意见他，自己也没抱什么希望，甚至可能她已经搬走了。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上了六楼，仿佛只是为了完成一种社交礼节。结果，房间里空无一人，张爱玲早已不见踪影。
胡兰成目睹了共产党的迅速行动，这才恍然大悟。他意识到，像抗战胜利后汪伪汉奸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高官那样的好事，不过是白日梦。于是，他放弃了前往北京的计划，决定从上海乘火车逃往香港。在杭州，秀美到车站为他送行。火车即将开动时，秀美才挤过人群来到月台。胡兰成从车窗探出头，两人只匆匆说了几句话。在汽笛声中，秀美急忙把包袱里的换洗衣物和两罐罐头食品递给他。随着车轮开始转动，秀美跟着跑了几步，再次握了握他伸出的手，然后松手退后。胡兰成还能看到她挥舞手帕的身影，直到火车渐行渐远。
秀美对胡兰成心生爱意，而胡兰成对秀美则抱有一种感激般的依赖。他在后来的回忆中直言不讳：“在那些充满忧虑和危险的时刻，我与秀美结为夫妻，不能说没有利用的心思。想要利用别人，显然说明我不够真诚。但每次我利用别人，总会假戏真做，用双倍的情感回报。如果说这是我的不纯粹，我也无法反驳。”
张爱玲曾这样评价胡兰成：“他对谁都舍不得放手，连同性朋友也不例外。”反过来，胡兰成对张爱玲却显得格外亲近。他坦言：“我对爱玲就像对待自己一样，宁愿委屈自己，也要多照顾小周和秀美。”这种相互之间的态度，体现了两人关系的复杂与微妙。
【八、滚滚红尘】
在香港待了五个月后，胡兰成悄悄溜到日本，找到了原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家。那天刚好是中秋节。没过几天，池田从静冈县赶来接他。书中描述：“池田在战败后回国，脚穿草鞋，头戴草帽，推着手推车卖蔬菜水果为生。”读到这儿，不禁让人心生感慨。这些日本人，平时不过是普通劳动者，种地卖菜，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可一旦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就像变了个人，变得凶狠残暴，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然而，战败后，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平凡的生活，曾经的嚣张气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池田只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员，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夏衍在回忆录中提到，抗战胜利后，他坐美军飞机去上海。“早上5点左右到南京，机场还没被炸毁，但除了少数穿黑制服的旧警察，全是缴了械的日本兵。9月的南京天气还很热，他们光着膀子，飞机降落时，还乖乖地推舷梯，帮美军驾驶员提行李，再也没有‘皇军’那种威风了。”
在日本生活的日子里，胡兰成的感情生活依旧丰富多彩。最初，他与一位名叫一枝的日本已婚女性有过一段关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后来竟然与佘爱珍结婚了！听到这个名字，我一度怀疑自己记错了。翻阅了相关资料后，才确认这是事实。佘爱珍并非普通人物，她曾是上海“第一恶人”吴四宝的妻子。吴四宝在汪伪特工总部担任打手，在上海滩上横行无忌，据说连小孩听到他的名字都不敢夜哭。佘爱珍不仅是团伙的核心人物，还亲自参与各种行动，包括使用武器和进行刑讯，名声显赫。胡兰成在汪伪政府任职期间，经常出入被称为“魔窟”的76号，与吴四宝和佘爱珍有过交往。没想到，十几年后，胡兰成竟与佘爱珍结为夫妻。当时胡兰成48岁，佘爱珍54岁，这段年龄差距不小的婚姻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胡兰成靠写作谋生，创作了自传体散文《今生今世》。有一天，他意外收到张爱玲寄来的明信片，她想要他以前的作品作为参考。胡兰成找不到旧作，就把刚出版的《今生今世》寄给了她，还附带了一封信。生活稳定后，胡兰成又开始展现他风流的一面。他在信中对张爱玲说：“上次我在信里就逗过你，我说你像九天玄女娘娘，我从你那儿得到了无字天书，自己学会了用兵布阵，现在写文章比你强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在我看来，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感情，更多是一种自我投射和自我迷恋。他把张爱玲看作自己的女性版本，正如他所说：“我对女人，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理解。”在他认识的众多女性中，只有张爱玲真正符合他对“理解”的定义。张爱玲的才华激发了他的竞争欲望。两人相识不久，胡兰成就暗自思忖：“我平时不爱与人比较或争斗，但遇到张爱玲后，却忍不住想一较高下。”即便如今两人已分道扬镳，这种竞争心态依然没有消退。他寄去新作时，仍然存着与张爱玲较量的心思，试图在才华上压过她一头。
有趣的是，胡兰成创作了“自传体散文”，而张爱玲则写了“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两人的感情早已结束，余生再未相见。张爱玲的晚年颇为孤寂。1952年，她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在那里住了三年，1955年移居美国。第二年，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德裔美国作家赖雅结婚。赖雅去世后，张爱玲过起了隐居生活，最终孤独离世。1995年9月的一天，邻居发现这位瘦弱的中国老太太已经好几天不见踪影，于是报警。警察进入她的公寓，发现她躺在地毯上，已经去世多日。
上回我们聊到，胡兰成这个人，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张爱玲如此倾心？今天咱们就来仔细说说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说起胡兰成，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汉奸"这个标签。确实，他在抗战期间投靠了汪伪政权，这一点无可辩驳。但要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光靠这一点还真不够全面。胡兰成这个人吧，骨子里就是个文艺青年。他写文章确实有两把刷子，文笔细腻，情感丰富。这一点，就连张爱玲这样的才女都为之倾倒。不过，他的为人处世就有点问题了。感情上，他简直就是个"花心大萝卜"，见一个爱一个，对谁都说是真爱。政治立场上更是摇摆不定，哪边有利就往哪边靠。说到底，胡兰成这个人挺复杂的。你不能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评价他。他在文学上确实有才华，但在做人做事上，又让人觉得特别不靠谱。这种人，放在现在，估计也是个话题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