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反"扫荡"就开始了。敌伪动用1700人，兵分四路合击盐城，妄图围歼我新军部。我接到华中局通知。
为了反"扫荡"决定将鲁艺分为两个大队。第一大队由院部和文学系、绘画系组成，由我带队，并把音乐系的何士德调出来，协助我工作，由我和何士德、莫朴三个人率领，随军部行动，留原地听军部命令；第二大队以音乐系和戏剧系的师生为主，加上普通班留校当干部的学生（因上届学生已毕业）组成，由孟波、许晴、丘东平组成三人领导小组，孟波任组长。第二大队到盐城五区和农运会员一起参加反"扫荡"斗争。命令是由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来宣布的。
这样，我们第一大队在湖垛待命。孟波、许晴、丘东平率领的第二大队在第二天遵命奔赴五区，下午经过湖垛时，我还到路口去为他们送行。有的女同志走到我们那里时已经掉队了，我没有收容她们，鼓励她们继续赶路，追上队伍。可是次日下午，二大队一小部分师生突围出来，奔回院部向我报告，他们行军到北秦庄遭到敌伪伏击，伤亡惨重。丘东平、许晴两同志英勇牺牲了。丘东平自己已冲过桥头，在河边指挥队伍向被枪弹封锁的桥头突围，却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了。未过河的一部分学生被俘。今天回过头来看，组织上应该让丘东平负责。他是老红军，是彭湃的队伍出身，又参加过十九路军上海保卫战，后来又是新四军200名先遣队员之一，在敌后战斗过。不论从战斗经验上，还是从资格上、地位上看，他都比较合适。这次遭到敌人伏击，在战斗中，还是靠他指挥。孟波没有实战经验，而军事指挥没有经过军事锻炼是不行的。
我闻报后立即带一名通信员，奔向军部报告。到了军部住处，留守人员告知，军长已乘专轮出发，他指指说，如沿河赶去，还追得上。我就死劲赶，真的追赶上了。轮船靠岸，我上了船，看到少奇同志和军长在一起。我如实汇报了该队遭敌伏击的情况，当时伤亡和被俘的人数还来不及统计。陈毅同志听完报告，简明地说："我们到驻地，立即电告当地组织，要妥善处理善后事宜。你马上回去，收容奔回来的师生，待命出发。我到驻地，派一个班的队伍到湖垛来接你们。目的地，班长会告诉你。"他朝岸上一看，见我的通信员带的是一支锯短了的老步枪，回头说："敌人扫荡已开始，这里政治土匪很多，你只带一个通信员怎么行？"他随即对警卫队长说："派两名带驳壳枪的警卫员跟黄源同志去，战后归队。"我回湖垛后，按军长指示办。之后又接到命令，要我们第二天拂晓之前赶去，和军部会合。
我们第一大队连夜出发，同行的还有新安旅行团。情况很紧急，行动不免有些乱。在苏北，有许多小木桥，又是黑夜走路，一不小心容易掉下去。所经过的村子，有的村子里还有碉堡。晚上一听到快艇的汽笛声，也分不清是敌人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心里总不免一番紧张。走到清晨到了射阳河，对岸有我们的部队，我招呼他们："我们要过河，要船。"我带了一个人过去，看到是彭柏山的部队，他在指挥："赶快！赶快！马上离开，前面已在打了！"我带了我们的人，过了河，奔向军部指定的地点。
第二天傍晚，我们赶到指定地点，但军部已经走了。敌人快要追上了。我走在前面，何士德走在后面，带着二百来人，一路走一路打听，躲开敌人，中间也有掉队的。我们要去的方向、地点，有的发现已有敌人，我们就赶快改变行动路线。这样，一天没有吃饭，到傍晚，到了一个村子，准备吃顿晚饭，正在烧饭，敌人又来了，又赶紧跑。那天是大雨天，一天没吃一口饭，到半夜，才赶到了目的地，和军部会合。
对我来说，想不到上半年经受了皖南事变的锻炼，下半年在反"扫荡"中又起了作用。皖南事变时，我听到枪炮声就跑。这次，我遇险不惊，没有跑。有一阵，枪炮声很密，经历了皖南的炮火后，我带着队伍，比较沉着、果断。
到军部，陈毅同志穿一身老百姓衣裳，在一间陈旧的客堂间里。少奇同志说："我们在前面跑，敌人在后面追。我们散开，避开他们的风头。"第二天，陈毅同志派了一位老团长当我的军事顾问。他原来是新四军的团长，皖南事变他的团垮了，他成了空头司令，经过党校学习，军部又派他到陈毅同志那里。
后来，军部和陈毅同志对我们这样单独行动，感到不放心，就把鲁艺的队伍编入黄克诚的三师，跟三师一起行动。这也是很紧张的，黄指定一个地点，部队经过那里，我们跟着部队一起走。领导安排我和贺绿汀跟师政治部行动，三师的政治部主任是吴法宪，我们跟他们一起行动。其他分散到连队去了。当时鲁艺的教师也是配马的，我的马不知怎么丢了。反"扫荡"是跟着部队走的。
和敌人打没打？本来到淮海区，陈毅同志准备打。敌人从苏中来，到了盐阜区，再过去就是淮海区。到了分界线，他们"扫荡"，主要是攻盐城军部。盐城在苏中，现在敌人已跑到苏北。军部只有警卫团。军长准备派黄克诚的三师去打一大仗。结果这一仗没打成。
这次敌人来"扫荡"军部，没有扑到，但是搞掉了我们鲁艺一部分、抗大一部分。他们追过来后，苏中空虚了。叶飞看他们在追军部，就在他们屁股后面打，为军部解围。黄克诚的三师没有打。这次"扫荡"，敌人没有扑到军部，进了盐城后，占领了一些我们解放的地方。
驻盐城是一个师，由粟裕、叶飞指挥。军部在三师，在盐阜住下来后，少奇同志作了一个反"扫荡"的总结报告，中间讲到关于鲁艺遭受的损失，我记得是这样说的："这次反'扫荡'的教训之一，像苏中这样初建成的根据地，成立像鲁艺那样规模和组织形式的学校，和当前形势还不适应。"为此，华中局决定停办鲁艺分院，把它改编为两个鲁迅文艺工作团：一个是军部的鲁迅文艺工作团，另一个是三师的文艺工作团。何士德和孟波分别任这两个团的团长。分院的同志除了分配在团里工作的外，有的同志分配到地方上去工作了。我调到华中局，担任华中局的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华中局成立一个调查研究室，主任是组织部长曾山（原是江西苏区人民政府主席），我是委员兼秘书，调查研究室的文件归我管。还有几个委员：一个是姜君辰，搞经济的，同薛暮桥、骆耕模在一起，搞农村调查；还有一个委员是北大教授，是从外面新来的。骆耕模是盐阜区的财政处长，王阑西是区党委宣传部长，白桃（戴白韬）是教育处长，刘少奇同志原来的秘书刘斌是盐阜区区党委书记。
我在调查研究室期间，有幸听了刘少奇同志的一系列报告。当时饶漱石负责党务，陈毅同志负责军事。少奇同志主要精力在党校讲课。这也是为他不久要离开华中局，奉调中央作准备（他是在1942年3月离开华中局，从苏北阜宁出发，经山东、冀鲁豫、太岳、晋西北等根据地，12月到延安）。这是他走前的安排。当时组织团一级的干部、女的负责干部来党校学习。党校由彭康同志负责。孙冶方在党校当教育科长。我们调研室的同志也在党校听课。我和姜君辰住一个房间。少奇同志讲课，在露天大课堂，大家席地而坐，只有主讲的少奇同志有一张小桌子，放茶杯和香烟。他讲"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作了四次大报告。少奇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分析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对我们教育很大。新四军的基本骨干是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干部，他们出生入死，对革命忠心耿耿，但是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对革命中的战略、策略、全局性的问题并不很清楚。所以这些报告对大家十分有益。
我没有正式进过党校，但是我在华中局党校中听了刘少奇同志的全部报告。我第一次听他报告，是刚到苏北，在盐城听他的关于皖南事变的报告。他结合皖南事变对党内的路线进行深刻的分析，使我们具体地看到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过去我也问过陈毅同志："什么叫右倾机会主义？"他也给我讲过，但是没有体会。这次刘少奇同志结合皖南事变讲右倾机会主义，而我是刚从皖南突围出来，有了实际体会，尝到了它的味道，知道了它的厉害，他的报告使我受到一次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教育。那次他只是讲皖南事变，这次在党校，他是讲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况，讲革命的任务、战略、策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来讲解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这一课，对华中的干部很重要。华中局的军政干部、盐阜区党委的干部、三师的主要干部都到了。他讲时，陈毅同志都在那里记笔记。那时没有车子，都是骑马来的，会场里坐满了。作报告的地方很简陋，党校在一条街上，这条街上没有店铺，过节时才有地摊、市集。就是在这个很简陋的地方，作着水平很高的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报告。而这些报告在"文化大革命"中居然印出来当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刘少奇同志作报告，有一个提纲，作好准备，出口成文，逻辑性非常强。这同陈毅同志作报告的风格不同。陈毅同志报告是散文式的，内容生动动听，散文式也有很强的原则性，但不是以逻辑性来说服人。
少奇同志在党校讲完课，就要离开华中局，调到中央去了。他向华中局告别，开了一个华中局的扩大会议。我参加了，骆耕模也参加了。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总结华中局三年的工作。我印象很深。饶漱石作土地问题的报告，陈毅作军事问题的报告。在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宣布，中央已决定调他到中央去工作，他要离开华中局了，向大家告别。一听说这个消息，全场肃然，闷声不响几分钟。这是很动人的场面。大家对少奇同志有深厚的感情，舍不得他离开。这也使我联想起在皖南时期，叶挺军长要到三战区去同群众告别的场面，只是内涵不同，精神上是一样的。
少奇同志要离开华中局了。最后，他宣布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的职务由饶漱石来接替；还讲了，陈毅同志在军事上政治上很有经验，要尊重他的意见。少奇同志讲完后，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心里有点犯嘀咕。心想：饶漱石军事上不如陈毅同志，没有根据地的经验，对新四军的干部他不如陈毅熟悉；而陈毅同志转战长江南北，根据地的扩大、苏北的局面都是他打开的，整个新四军的干部他也很熟悉。所以对这个决定，很多人不很理解，不只是我一个人不理解。当时我们对饶漱石也不大熟悉，他的作风怎么样，我们也不大清楚。后来的事实是，军部从盐阜转到淮南后，饶漱石向毛主席报告说陈毅的不是。后来开七大，陈毅同志到延安，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对他说："有人告你状，你要不要看？"陈毅同志说："我不要看。"他的气量和组织性是很强的。建国后，成立军政委员会，全国其他大区的军政委员会都是军事首长当一把手，惟独华东军政委员会是饶漱石当主任（席），一直到高饶事件暴露，饶漱石垮台。
刘少奇同志离开之前，曾经找我们调查研究室三个人：姜君辰、张渤川和我谈话。
少奇同志走后，1942年7月华中局决定办《新华日报》，代替以前的《无线电讯》。饶漱石推荐陈修良，她是沙文汉的爱人，苏联留学的，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干部。陈毅同志推荐我。于是由我们两个人负责。这是华中局的机关报。
【黄源（1905--2003），名启元，字河清，浙江海盐人。1920年，就读于嘉兴秀州中学，与当时著名翻译家朱生豪，作家茅盾是前后同学。后留学日本。1927年进入上海劳动大学的编译馆工作。1931年为上海新生命书店编辑“世界新文艺名著译丛”。1933年进入《文学》杂志社担任编校，1934年8月兼为《译文》杂志及《译文丛书》的编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曾辗转于鄂、湘、桂等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1938年年底在安徽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编辑《抗敌》杂志、主编《抗敌报》及报告文学集《新四军一日》。1941年皖南事变中突围抵达江苏盐城，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报》副总编辑。1943年调任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鲁迅学院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华中文化协会主任。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华东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上海解放，任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1950年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1953年任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1955年调浙江，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局局长、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鲁迅研究会顾问、茅盾学会副会长。晚年任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