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飞

近日，当代德国哲学大师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投书《南德意志日报》，发表对特朗普和马斯克的猛烈抨击。哈伯玛斯的观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提醒欧洲国家，不要再对美国保持政治幻想，要自己团结起来；二是警惕马斯克这些矽谷技术强人企业，正在建立一种威胁西方宪政体制的矽谷技术官僚维权体制，或者用他原话称作“The Authoritarian Figure of the Digital Age”，以及“a new form of technocratic-authoritarian rule”。

简单来说，威胁西方百年累积建成之民主宪政体制的新专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西斯人物或者意识形态，而是这种无远弗届、无处不在，并把包括政治在内一切事务都化约为数码或者数字的新技术官僚体制。

对于他的第一点，笔者并无异议。问题是第二点，老实讲，我对这种观点很不以为然。这是一个人算不如AI算、AI比你更了解你的时代，AI或者说创新科技的飞速进步，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时代启蒙，将把过去视之为不证自明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政治体制，无情地甩在后面，甚至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一如几百年前源自苏格兰和法国的启蒙运动，把中世纪上千年以来视之为不证自明、符合自然法的“君权神授”狠狠打破那样。

西方或者现代政治哲学的悲哀在于，完全失去了古希腊罗马哲人们的理论开创性，也失去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哲人们的批判性思维和理论再创造能力，徒然保持过去两百年甚至一百年不到的政治理论与实践，纯粹继续做前人理论的当代个案研究，说白了，只是在做先贤们的注脚而已。既无益于理论创新，更无益于实践行动。

表面上看，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似乎从左翼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滑向右翼保守主义，但实际上是困囿于这两种已经折腾近两百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真正的困境，是理论的枯竭，是面对左右互不妥协、社会多元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可以彼此妥协和取得共识的程度（所以无法再整出如九十年代英国保守党所谓的“第三条道路”那种名左实右的理论创见，如果可以称为创见的话），是面对创新科技飞速发展、发展到我们社会人文尚未习惯上一个技术进步，而下一步技术进步已经来临的手忙脚乱的窘态，西方政治理论发展已经无法跟上这个步调，而这些曾经如网红般流行的政治哲学家，无论怎么评论，其实只是在哀叹新技术对旧秩序的冲击，只是在哀叹在新技术冲击之下，旧秩序的无力抵抗，纯粹是一种没有任何实践意义和理论创新意义的哲学怀旧感而已。

这不是施宾格勒（Spengler）式的“西方的衰落”，因为一百多年前的他（又是德国人）并没有看到今天的社会多元性，更没有看到今天令人畏惧的科学技术进步。所谓理论，就是对现实的认知、理解、梳理和对未来的指引。西方政治理论的枯竭，就是对现实认知、理解、梳理的匮乏和茫然，更遑论对将来对指引。

差不多在十年前，当时的希腊出现财政危机，当年的中学通识教育科居然要为此而备课，当时谁知道会不会忽然在DSE考试整出这么一道题啊。所谓“料敌从宽”，当然还是备课和教学生应试为上策。

但在备课过程中，笔者忽然有种感觉，这不纯粹是公共财政学问题（这是我正经八百学过的学科），这是某程度反映了西方体制陷入“此题无解”的困境，因此匆匆写下一篇评论文章，并在2015年7月7日刊登于某报教育版。当时还没有今天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多元，或者说撕裂。但笔者认为，“其实真正的危机，并不在于难以走出这个民选体制债务化的恶性循环，而在于缺乏政治哲学的反省意识和理论储备。缺乏反思意识在于，非西方世界把来自西方、宣称普世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体制奉若圭臬，仿佛一切都是不证自明的，结果不仅在本国实践过程当中，未见其利，却弊端百出。这倒也罢了，可怕的地方更在于完全没有更多的政治哲学的理论储备，以至于难以找到另一种体制的出路。

到了今天，旧的政治哲学理论储备不仅解决不了仍旧困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信贷危机，借用黄子华“栋笃笑”的金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总贷款额不是达到天文数字，而是达到了“地府”（指冥通银行）数字，而且还要面对网络科技进步到滥用所带来的“讯息蚕房”现象，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各个派别之间不可妥协、不可调和的矛盾撕裂，要面对科技进步以及由此加持的所谓金融创新行为所进一步加剧的各种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差距，从贫富差距，到数码鸿沟，最终就是认知差距，和生命质量的差距！

早在十七世纪的西方，整个绵延千年的封建政治及社会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发展需要更新这一套体制，但怎么更新法呢？往哪个方向更新呢？起源于苏格兰、滥觞于法国的一众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为突破封建社会体制的桎梏不停地进行理论探索，天赋人权理论对君权神授理论的挑战，共和体制对君主体制的替代，人文主义对唯宗教论的质疑等等，这些思想的开拓、理论的探究，不仅仅为后来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西方摆脱封建体制直接提供了思想上的刺激和动力，更重要的是，为摆脱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旧体制提供了新的制度选择，至少是在理论上论证和缕析了旧体制之外的其他制度选择！这就是我所说的理论储备的意义。

回到今天，我们只见到现有体制似乎难以持续有效运转下去，但却没有如启蒙时代那种分量的思想家、哲学家投入足以为我们开启别样体制选择的理论探索，有的只是断章取意、哗众取宠的各类新旧媒体的夸张报道与评论，有的只是文首所提那种陈腐的注脚，这些又何以为人类走出体制困局带领指引！你不必全盘接纳早已不是显学的唯物论，但以下马克思这句话还是颇有洞见的：“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