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水奏凯歌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1952年的4月底，所谓的联合国军与李伪军与当年在中国大陆后期的蒋介石部队呈现出相近的状态，兵无斗志，将无战心，偶尔小占一点便宜，但总态势令其沮丧。而我中朝联军越战越勇，愈战愈强，几乎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程度，敌人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招数用尽，亦无可奈何，这便应了古今军事家们常说的一句话：正义之师是敌人用何种武器也难以战胜的。

此时的我中国人民志愿军也绝非入朝初期的炒面加步枪所比，我们有了自己的炮兵，有了自己的装甲兵，尤其有了自己的空军之后，天空再不独是美国人的天空了，这一切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奋勇杀敌的斗志。因此，好戏连台，好仗连日，最终迫使从来没在没有胜利的停战书上签过字的美国人，也尝试了在没有胜利的停战书上签字的滋味。麦克阿瑟免职，杜鲁门下台，斯大林翘起了大拇指，黑土地扭起了大秧歌，这一切都是很快发生的事。

1951年3月4日，正当美国国内和英法等国极力主张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当口，看不出火色的麦克阿瑟发表了一个声明："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想不到这样一个声明让杜鲁门大为恼火，因此一怒之下罢了他的官职，任命李奇微接替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可惜这李奇微也无回天之力，零打碎敲之间，让我第一线作战兵力增到54.8万人，比他的兵力多出一半还多。

到了1951年的4月中旬，这位李奇微不知深浅地从铁原、金化、金城方向发动新攻势，但立即遭我新入朝部队和原二线部队猛烈反击，先后有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三师、土耳其旅、英二十九旅，伪六、五、七、一师近2.3万多人被歼。随后我中朝部队再次发起反击，与退过汉江以南之敌以猛烈打击，再歼2.3万多人。后又调整部署，在运动防御中又歼敌3.6万多人。此期累计歼敌达8.2万多人，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使战争再次转入对峙。

1951年8月开始，美国向朝鲜战场增派了大量空军，企图以空中优势使我后勤运输线瘫痪。但此时我新组建的空军部队，经过短期培训已使战鹰飞上蓝天，我航空兵与苏军航空兵并肩作战，以3526架次的飞降，击落敌机70架，击伤25架。至12月底又击落其38架，击伤68架。这一段战法，敌人把他叫"绞杀战",亦叫"空中封锁战役"。效果如何，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1952年5月31日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说：

"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这就不用再说了，敌人自己承认失败了嘛。

"绞杀战"不行来"细菌战"。

"细菌战"可不那么好玩，玩"细菌战"是要承担国际责任的。到了玩"细菌战"程度的国家就像一个人到了穷途末路，所有正大光明的手段都用上了都不起作用了，才不得不使阴招使损招。此时的美国便正是如此，为达目的，不计手段之卑劣。结果又如何？

朝鲜居民中有13人被传染患霍乱，其中9人死亡。

3月份，我志愿军中患鼠疫者16人，患脑炎者44人，患其他急慢性病者43人。

因为手中掌握的资料中关于此方面情况很不详细，只摘一点证明："细菌战"给我中朝部队和朝鲜人民带来一定危害，但并未达到足以让我中朝武装不能战斗任其所为的程度，反而曝光于国际社会．美国这位一直以主持正义自居的国度不得不扯去伪装，露出了与当年日本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丑脸。

自1951年5月至1952年5月我师撤离一线阵地转入平壤以南地区进行整编训练，部队得以休整，兵员得以补充，经验教训得以总结，还开展了"三反"运动。有人问我："你们在战场上打仗，还有什么可反的。"我告诉他、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在哪都有，丐帮里也不见得没有贪污，例如盗卖战利品，行贿受贿，例如手表戴在指挥打仗人手中算私物，戴在他的手上就是公物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反"的之列。可惜就这么"反"，这种人还是反不净。

1952年初，我被任命为四十军副军长，但还得兼着一一九师师长，我乐意。当师长打仗的机会就多，有仗不让打，饭我也吃不下呢。

5月18日，我师奉命接替一九○师三八线的防务，整个防线为8.5公里。要防就得挖坑道，作伪装工事。板门店在谈判，三八线在相峙，冷枪单炮这个时候也发挥了威力，全师进入阵地的122天里，以冷枪单炮击毙敌人459人。啥事都怕算账，这一算大家都来了精神，练瞄准、练射击，最后到了对面的敌人除非别露头，露出一点头，保证让你没命的程度，你看这邪乎吧。我打猎枪法特准，很多人都恭维我。我说打这类的动物算啥，敌人的小脑袋瓜露出一点点，隔千把米我都能把他搞掉。

当然总是冷枪单炮也不行，抽冷子也来个主动出击，杀他个三五十敌人，抓他个十个八个俘虏，权当调剂生活。

在这期间的多数时间总是没事干，我们就在树林里摆上木板打乒乓球，挂两个筐打篮球，这种体育项目恐怕搞了一辈子体育的专业人才们也没玩过吧。除此之外是学文化，我请一位大学生干部给我当教员，专教语文数学，我的语法主谓宾定状补就是那时学的。

自1952年5月至1953年1月间，我师在防御作战中，先后与美一师、英二十九旅、伪一师等美伪军进行战斗63次，歼敌7170人，击毁敌机37架，击伤60架，击毁敌坦克19辆，击伤32辆，缴获武器弹药及物资若干，涌现功臣1093人。

敌人打输了就想谈判，谈一阵又想打，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我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方针不卑不亢，想打陪你打，想谈陪你谈。到了1951年10月，板门店专门谈判的小屋又开了门！

开门两宗事，打打谈谈。直到1953年7月27日，美国人很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在停战协定上签下了字，从此宣告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结束，中朝人民以胜利者的姿态挺立在世界的东方。

鸭绿江涛涛江水迎健儿，长白山巍巍林海奏凯歌！

我是1952年8月完成防御作战之后奉命先期返回祖国的，尔后在南京军事学院度过了三年的学习生活。

1990年，是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40周年，我以前志愿军代表团副团长之身份应邀二次踏上了朝鲜的国土。

40年啊，重游浴血奋战的土地，总有难以抑制的情怀在奔放；抚今追昔，总有无数壮丽场面重展现。一场你死我活难容水火的战争过去了，曾是敌对双方的后人们肩并着肩，手搭着手，友好地往来着、交流着，温柔和清新填平了累累弹坑、斑斑污痕。难道这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所向往的吗！

愿战争永远离去！

愿世界永远和平！

愿各种肤色、各种习俗的人们以平等心态爱护赖以生存的空间吧！

没有硝烟的岁月

我从硝烟中走来，走进了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南京军事学院。

我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副军长之身份成为带职的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的一名学员。

这里都是征战几十年的老兵新学员，迎接我们的是刘伯承将军那诚挚的问候。久违了老首长，您一向可好。不，老首长，新院长！

刘院长给我们送上了他亲自翻译的苏军战斗条令，他告诉我们，好好学习，光有实践不行，还要有理论，没有理论带不好兵啊。

我们这些打惯了枪，摸惯了炮的人一旦坐下来总觉得全身不自在，刘院长是看准了我们的毛病的。

学！学！埋头苦学！

刘院长看着我们这些昔日战场上的猛将战臣终于成了书呆子，他乐了，乐得那么开心，他要把自己一腔报国之情溶进我们这些带兵人的身上呢！

有一天，校园里忽然欢腾起来，有一位身材魁伟、气度洒脱的人走进我们中间：噢，毛主席！是他，是领导我们革命斗争的毛主席！

"他是徐国夫，刚从朝鲜战场上下来！"刘院长介绍。

"噢，徐国夫同志辛苦了，刚从战场上下来，还适应吗？"这是一代伟人的问候。

"报告主席，逐渐会适应的，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主席比在北平入城后阅兵时显得健康许多。

1954年11月，我拿着红色的毕业证书又返回了我的部队-﹣第四十军，干起了代军长的工作，且一干就是6年。

1955年12月27日，我被中央军委首批授予少将军衔。

部队不能闲着，台湾还没有解放，大练兵！我带着部队便热火朝天地练起来。一边练兵一边学习毛泽东著作。当时我的坦克 x 师 x 团三连廖初江学得好，全国全军出了名的。

训练我要抓，学习也要抓，带兵人都是这样。

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搞的场面很大，影响也很大，苏联、朝鲜、越南、蒙古都派军事代表团参观，除毛泽东、林彪未参加外，在京的中央和军委领导都到了旅顺口表演现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还接见了我们这些指挥员，首长们还是那么亲切，那么关心人。

6年之后的1960年8月，我第三次当起了"骑兵"，不过此次与前两次所不同的是，我的坐骑不是马，而是坦克。15日我被正式任命为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员。

面对庞然大物，我手足无措。以前我曾亲手炸过它，因为它是我的敌人，今天我要亲手操纵它，因为它将是我的朋友。

又得从头做起。

从步兵到坦克。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总司令许光达大将说：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

有人说：徐国夫是干陆军的，能干装甲兵吗？

我说：我是看着我们的坦克是怎么开进来的，当时你还没参军吧。但我是心里这样说，我要做给他们看。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再去检查部队，我不仅要听专业技术汇报，还要看专业技术操作，些微的马虎眼在我变换的表情中再不敢出现。

"我们这位少将司令了不得哩，这么快就成行家哩。"

"人家干过骑兵，早先是马骑兵，现在是铁骑兵，有相通之处吧。"

两位技术参谋瞎议论，我便偷偷地笑。

搞社教去。

我带着一行人就到了黑龙江木兰县的农家热炕头上。接触百姓那是咱的看家本事，打了20多年的仗，没这个本事能行吗！往炕头上一坐，卷上根哈蟆烟，尽管呛得半天上不来气，却把老百姓的心里话引出来了。说吧，唠吧，半夜半宿没完。临走，哭眼抹泪不放行。

1972年对我个人来讲是个灰色的年份，我三走"麦城"。

1967年军委一纸命令，我由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变成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这个年份谁都知道全国在干什么，我是专管部队管训练，我没工夫坐在办公室里跟那些人搅和，我几乎整月整月地蹲在部队里，跟战士混得特熟。即便这样还是被人抓了把柄，结果姚文元就给我下了定论："此人不可用！"结果我就靠边站。到了1979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我才又有了工作的权利。此时我已是65岁之年，自知为党工作的时间不会很长，便玩命地干。张才千司令员和李成芳政委说，老徐呀，江山不是一天打的，工作不是一天干的，心急不行呀。

我说什么，我知两位主官是好心，可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终于要离职了，我说让我回东北，回沈阳吧，那是我战斗和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我回来了，我成了东北人，吃饭、穿衣、语言，一切生活习惯全部东北化。我情愿，我喜欢这里纯厚朴实的风俗。

我连任全国政协六届、七届两届委员，开会时许多当年战场上的对手同坐一堂共商国事，说起当年，都有一番感慨在心头。

这是不是历史老人在开玩笑呢？

离职后，我的生活是丰富的，我的家庭是幸福的。忙于战斗，忙于工作，从1928年一直忙到1982年，终于有了时间，我坐下来看书，记笔记，写回忆录，仍然忙得不亦乐乎。

我有个儿孙满堂、其乐融融的美满家庭，我的几个孩子分布在全国东南西北4个城市里，他们曾抱怨我不管他们，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沉默。现在他们都不说了，因为他们都是懂事的孩子，他们终于都明白了从战争中走过来的父亲的良苦用心。

我和我的妻子金铭自1951年结婚至今，已经是48年相依相伴，同度甘苦。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更体会到了伴侣的珍贵。

当然，温馨的家庭离不开组织的关怀。回到沈阳的这些年，沈阳军区的历届领导从政治上到生活上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1994年12月6日是我八十寿辰，沈阳军区的现任领导送来了一副对联：少年报国披荆斩棘跃马弯弓功载史册，耋寿勇夫雄心未已晚节弥坚德高重望。军委总部领导也时时记挂我这个老兵，感激之情实在无以言表。

愿我们的军队永葆朝气！

愿我们的事业更上层楼！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