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庙宇道观之中，我们常能看到关公那经典的形象：一手捋着长须，神态庄重，一手则捧着一本古书，仿佛沉浸在深邃的智慧世界里。

那么，关公手中所捧之书究竟为何呢？答案便是《春秋》。这本历经千年岁月洗礼的典籍，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让义之化身的关公对其爱不释手，手捧千年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言：“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短短数字，却精准地道出了《春秋》的核心价值，它是一部讲述大义的经典之作。

而关公，作为义的象征，其一生行事皆以义字为先，手中捧着这本彰显大义的《春秋》，两者相得益彰，再合适不过。在儒家的经典体系 “四书五经” 里，《春秋》赫然位列五经之一，它更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相传，孔子晚年目睹社会风气江河日下，礼崩乐坏，心中满是忧虑，于是发愤著书，写下了《春秋》，将自己的治国理念、道德理想，都寄托在了这部史书中。

《春秋》主要记载了从公元前 722 年到公元前 481 年之间鲁国的诸多方面，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从鲁隐公至鲁哀公，十二代君主，共计 242 年的鲁国历史，皆浓缩于这一部书中，可以说，《春秋》就是一部生动的鲁国国史。

然而，与一般史官著史力求详尽不同，孔子撰写《春秋》时，独树一帜地追求 “微言大义” 的写法。对于事物的发展过程，往往只是简单一笔带过，着重书写最终的结果。

这就导致不了解那段历史背景的人，即便通读了《春秋》，也可能一头雾水，难以理解其中深意。也正因如此，后世逐渐形成了如《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这样专门为《春秋》做注解的史书，统称为 “传” 。

《左传》以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解释《春秋》，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所作。不过，经学者研究，其实际成书时间应当在战国或两汉之间，所以关于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仍存在争议。

《公羊传》主要强调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贯穿其中的是严法精神，它采用问答的方式来阐释《春秋》，作者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公羊高。

《谷梁传》则以语录体和对话为主要方式注解《春秋》，着重强调礼乐教化，立足仁德之志，尤其注重对君王行为的约束，为战国时期的谷梁赤所传。这三部围绕《春秋》展开的史书，被后人合称为 “春秋三传” 。

《春秋》记载了 242 年的历史，全文却仅有 16000 多字，这恰恰体现了孔子 “微言大义” 的绝妙手笔。

以《春秋》里著名的 “郑伯克段于鄢” 为例，短短六个字，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郑伯” 指的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郑庄公，“段” 则是庄公的胞弟共叔段，“克” 意为打败，“鄢” 是一个地名。合起来的意思是郑庄公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表面看只是简单记录了一场兄弟间的争斗结果。但实际上，背后有着复杂的故事。

原来，共叔段野心勃勃，不安分守己，一心想要推翻哥哥郑庄公，夺取国君之位。而郑庄公呢，也没有好好履行兄长的职责，对弟弟加以教导，反而处心积虑地谋划，想要彻底打垮共叔段。亲兄弟本该和睦相处，却陷入了尔虞我诈、刀兵相向的境地，这严重违背了孝悌之道。孔子写下这句话，正是以此为典型，警醒世人。

孔子称郑庄公为 “郑伯”，“伯” 是兄弟排行老大之意，这般称呼，实则是故意讥讽郑庄公未能尽到对弟弟的教育责任；而对于共叔段，文中绝口不提其为弟之道，是批评他有失为弟的本分。兄弟相斗，如同两支军队争夺地盘，所以用 “克” 字。这短短六个字，“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表面上是在记录历史事件，实则蕴含着孔子惩恶劝善的深刻用意。

孔子一生著作不多，唯有《春秋》这一部堪称经典。他在书中 “上贬天子，下退诸侯”，以笔为剑，替天下人树立起行为规范。然而，在这两千多年的时光里，历经无数次王朝更迭，风雨洗礼，《春秋》的流传之路也充满坎坷。

当初秦始皇为加强思想控制，实行焚书坑儒之举，大量书籍被焚毁，《春秋》作为鲁国的国史，也未能幸免，遭遇了大量焚毁的厄运。好在当时秦国博士的藏书不在烧毁之列，这才为《春秋》的流传保留了一丝生机。

此外，孔子的九代孙孔鲋将《春秋》藏于孔壁之中，使得这部经典得以保存下来，历经岁月流转，逐渐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如那流传千古的话语：“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意春秋。” 圣人已逝，但其留下的经典不朽，《春秋》的光辉，至今仍照耀着后人。爱读《春秋》者，代代皆有，它所蕴含的智慧与大义，也将永远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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