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蒋介石命令黄维率12兵团从确山出发，前往淮海战场参战。走到蒙城的时候，担任18军军长的杨伯涛想找一个向导给自己的部队带路，结果发现村子里空无一人。当时杨伯涛没有多想，还以为是战争的原因导致了这一带人烟稀少。18军的前身是整编第11师，是国军五大王牌之一。1948年7月，杨伯涛接替胡琏出任该师师长。第12兵团组建后，胡琏出任副司令，杨伯涛升任第18军军长。

黄维

18军武器好，老兵也多，战斗力十分强悍。进入淮海战场后，攻势极为迅猛，多次击破中野的阻击。黄维见状十分得意，但杨伯涛却隐隐约约感到了一丝不安，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猎物，正一步步地走入解放军布下的陷阱。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测，他特意派出了几支搜索队搜集情报。24日傍晚，搜索队传回来消息：前往宿县的公路上发现了解放军大部队的踪影，而且蒙城也被解放军占领了。

这个消息让杨伯涛惊出了一身冷汗，蒋介石给12兵团的任务是打到宿县，和徐州的杜聿明会师。现在的情况是解放军已经在去宿县的公路两侧埋下了伏兵，正等着12兵团往里钻呢！意识到处境不妙的杨伯涛急忙找到黄维，提建议说:“趁共军还没有对我形成包围,兵团星夜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到固镇八十多里,急行军一气就可以赶到,在那里一方面可以取得后方的补给,一方面可以和李延年兵团合股,然后再沿着津浦路往北打,这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杨伯涛

但黄维认为自己手握12万重兵，中野未必能吃掉自己，因此他不愿意违背蒋介石的命令，还想继续沿着宿县公路向徐州的方向打。杨伯涛见黄维如此固执，只得再次规劝，并说大兵团如果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作战，绝对是死路一条。但黄维还是拿不定主意，又把手下另外三个军长叫过来商议，直到当晚12点钟的时候才决定全线撤退，向固镇方向转移。

杨伯涛回到军部后立即布置转移事项，安排妥当后来到兵团部向黄维汇报。不料此时黄维又犹豫了，理由是自己派到85军传送转移命令的作战处长失踪了。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先找到这个处长并弄清楚他失踪的原因，然后才能决定兵团接下来的行动。杨伯涛无奈，只得下令18军就地等待。然而直到第二天中午，那个失踪的作战处长也没有找到，此时距12兵团不远的公路上已经发现了解放军先头部队的踪影。

杨伯涛急了，认为再不转移的话就会落入解放军的重围当中。但黄维还在犹豫，直到25日下午4点才下达了转移的命令，白白浪费了十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中野见黄维要跑，当即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将其缠住，第12兵团就这样被包围在了双堆集地区。当时中野刚从大别山转出不久，实力还没有得到恢复。参战的7个纵队当中，除了第一和第四纵队各有9个团之外，其他的纵队只有6个团，9纵更是只有5个团的兵力。

算下来参战的中野7个纵队总兵力仅为12万人，与黄维兵团的兵力相当。但双方的火力却相差很大，中野7个纵队的山炮、野炮和步兵炮加起来才只有几十门，炮弹还严重不足。这样的火力配备，还不及杨伯涛的18军。12月5日，中野对黄维兵团发起了全面进攻，杨伯涛指挥部队拼命抵抗，给中野进攻部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为了迅速解决战斗，华野出动了第3、第13两个步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前来支援。

华野这三个纵队的加入给了黄维兵团致命一击，战至12月15日，黄维和胡琏见败局已定，开始商量逃跑。由于18军还有残余力量，因此二人决定跟随该军一起突围。黄维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是这样写的：“我招来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和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当面决定目标，分别突围，并规定各部队于黄昏后同时开始突围。当突围的命令下达后，各部争先恐后地逃命，有的提前就开始突围，特别是战车营，在将近黄昏时，因其停车场受到解放军的激烈炮击，以致战车纷纷移动，引起其他部队的误会，各自乱跑……”

黄维的这个说法遭到了杨伯涛的反击，他说：“黄维、胡琏怕坐战车在夜间行动不了，逃不了命，下午四点多钟就命令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他俩跟着在后面冲出，根本没通知覃道善和我。”在杨伯涛看来，是黄维的瞎指挥葬送了第12兵团，因此他至死都对黄维意见很大，认为他在军事上完全是个外行。至于黄维在逃跑的时候究竟有没有通知杨伯涛，估计只有他们两个人心里才清楚。

最终的结果是黄维和杨伯涛都没能逃出去，双双成了解放军的俘虏。黄维被俘后伪造身份，说自己只是一个上尉司书，妄图蒙混过关。杨伯涛倒是很干脆，被俘后直接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后来他回忆自己被俘时的情形时这样写道：“我在没有没顶的水中感到冰寒彻骨,便急忙挣扎上岸,走了不到一百公尺,冲出一队解放军,上来两个战士将我左右挟住,急走十余里,到一个指挥部给我烤火烤衣。我不加隐讳,自报姓名军职。”

被俘后的第二天，杨伯涛被押往后方学习，再一次经过蒙城。之前12兵团路经蒙城的时候，这里几乎空无一人，杨伯涛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这一次他成了俘虏，一路走来，看到的情形让他深受震撼，之前空无一人的城镇现在人声鼎沸，异常热闹，不时有老百姓推着小推车从杨伯涛面前经过，车上装的是热腾腾的饭菜，还有宰好刮净的肥猪，显然是送给还在前线作战的解放军的。

经过村庄的时候，杨伯涛看到了不少解放军战士在老百姓家中忙碌，有的正在打扫院落，有的正在挑水往水缸中倒，还有的在帮助老百姓修缮房屋。军民一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杨伯涛17岁开始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带兵，打了20余年的仗，还从未见过军民如此融洽的场景。之前他一直弄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经常打败仗，现在他终于懂了，原来这就是人心向背。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杨伯涛这样写道：“我们这些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强烈的对比下，不能无动于衷，更不能不正视铁的事实，解放军所在的地方和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的确是天壤之别！我当时就大为感慨：再多的兵和枪也救不了蒋介石，因为他脱离了人民群众，最终也将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被淹没！”

特赦后的杨伯涛左一

认识到这一点后，杨伯涛对自己在战场上的失败心服口服。在这方面，他比黄维强了不少，黄维直到特赦后还对双堆集战役的失利不服气，扬言要拉出来再打一仗。杨伯涛进入功德林后积极改造，期间还写了《美军战术之研究》，给志愿军作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由于改造积极，杨伯涛第一批被特赦，担任过文史专员和政协委员。晚年的时候，他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了大量工作。2000年杨伯涛病逝，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