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鱼
编辑|知文
大定二十五年御试策论题目为“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兴教化，措刑罚，振纲纪，施之万世，何术可致？”
反映了金朝中期重儒家思想教育，兴教化之风，旨在通过教育选拔人才为政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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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金朝科举考试的题目都在既定的范围内，但侧重稍有不同，就目前来看出自《汉书》及《尚书》的频率较高。
总之，金代中期的科举考试题目一定程度上表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认同明王道、重五常的思想，时刻心系民众，重视儒家经典等，最大限度上发挥着教育的教化作用。
综上所述，金朝中期统治者通过扩大选拔人数、增加府试地点，完善科举科目等来提高前来应试人的参与程度。
使得百姓将金榜题名作为人生重要的理想追求，是为明王道、重五常儒家思想的有效贯彻，更是通过科举教育为金代政治统治储备有生力量。
明王道、重五常思想对金中期教育的影响金朝中期建立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与世人生活融为一体，促进了以明王道、重五常为核心的儒家观念在金朝社会掀起了一阵思想浪潮。
中国古代教育近乎于习，习是指人处在环境中，于不知不觉间，受其影响，不得不与之俱化的。
忠孝观的“忠”所谓“忠”字，《说文解字》载“忠，敬也。从心，中声。”尽心曰忠，忠君的观念产生于春秋时期, 具体内容简单归纳为对君主尽心，对国家尽力，不为己谋私利，不违背君主之命之人则为忠。
金朝中期忠君观念的具体表现与王通所倡导的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忠君观念相吻合，同时又吸纳本民族传统习俗，两者结合发展，渐趋成为金代社会一致认同的道德行为规范。
女真社会早期，尚无忠君观念，“无仪法，君臣同川而浴，肩相攀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
君与臣虽有名分但无明显的上下尊卑之分，至金朝中期对内重视儒家思想教育后，忠君之行颇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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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统治者对忠君观念极为重视，世宗曾受过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曾与臣下言“朕观前代人臣将谏于朝，与父母妻子诀，示以必死。同列目睹其死，亦不顾身，又为之谏。此尽忠于国者，人所难能也。”
十分赞赏前代臣子不惜生命直言进谏之举，其忠国之心为常人所不及，又在阅读《贞观政要》时称叹唐朝魏征的忠节“朕比读《贞观政要》，见魏征嘉谋忠节，良可称叹。”
说明世宗希冀本国之民以此来指导自身的行为活动。金世宗对于宗室子孙也作出明确要求，其立章宗为皇太孙时曾言“宜行正养德，勿近邪佞，事朕必尽忠孝，无失众望，则惟汝嘉。”
指出要严格操守儒家思想中的“忠君”观念，章宗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加之世宗的谆谆教诲，使其在即位后更加注重忠君思想。
在金朝中期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忠君”观念很快融入金代社会生活，一时间涌现出诸多忠君报国人士。
有人出使招降，忠于君命，不辱国体。
粘割韩奴曾奉旨招降大石，后不知所踪，直到世宗时粘拔恩君长撒里雅来时方知其内幕，据《金史·粘割韩奴传》载“大石方适野，与韩奴相遇，问韩奴何人敢不下马，韩奴曰：‘我上国使也，奉天子之命来招汝降，汝当下马听诏。’”
大石命手下将韩奴捽下使其下跪，“韩奴骂曰：‘反贼，天子不忍于尔加兵，遣招汝。尔纵不能面缚请罪阙下，亦当尽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
韩奴不惧死亡，不辱国体，忠于国忠于君的行为捍卫金朝颜面，此等使者气节风度大为世宗赞赏 “嘉韩奴忠节”，也为其后人作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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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忠于社稷，大义灭亲。世宗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乱，珪子弼在贼党中，珪谋诛志，并弼杀之。”
曹弼与逆贼为伍，其父曹珪以国为先，舍小家顾大家，诛杀其子，此举古来少有，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忠君观念。
更有人不谋私利，一心为公，不惜生命守护边防与城中百姓。“复委受宋岁币，故事有私遗物，元毅一无所受。”从未利用职务之便以公谋私，而是尽忠职守、恪守本分治理民众。
边将失守之际，便率吏卒筹划军饷，遇敌时身旁部下曾想原路折返但元毅曰：“我辈责任边守，遇敌而奔其如百姓何，纵得自安，复何面目见朝廷乎。遂执弓矢令众，众感其忠，争为效死。”
面对数倍强敌，并未选择临阵脱逃，苟且偷生，众部下也深受元毅赤诚之心感染愿誓死效忠朝廷，保卫边地，保卫城中百姓。
元毅曾言“每读书见古人忠义事未尝不嗟叹赏慕，喜动颜色，故临难能死所事云。”
忠义的观念早已埋藏在心中，故能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不惜生命一往无前，并将此观念作为自身行为规范，于国尽忠，于民尽心之举为后世人所赞扬。
除史料记载外，墓志中关于忠义的记载也颇为丰富。
大定十七年《石宗璧墓志》的撰者“通州乡贡进士”称赞大金故宣威将军石宗璧“忠于其君，孝于其亲。以威禁暴，以恩结民。”
大定十九年《马公德墓志》的撰写者“进士”严垣称赞和顺县令马公德“其廉也，足以比冰玉；其平也，足以拟权衡；其忠也，足以事君上；其孝也，足以奉祖先。”
明昌元年《王去执墓表》书其一生功过时提到“至于平生之行己，孝敬忠信，温厚慈祥，足以为师。”
《刘元德墓志铭》赞扬“大金故信武将军涿州同知”刘元德“公年初冠。性资纯德。孝尽而家，忠尽而过。所届之方，治声远闻。 所治之邑，众庶称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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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乃是书写墓主生平事迹，品评功过之处，死后能在其墓志提及忠义之行，想必生前十分看重于此。
综上所述，金代五常思想之一的忠君观念俨然已经与人们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臣民的诸多思想中尤为显著，“墓志铭”便是浓墨重彩的体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力愈发深入广泛，根植于世人的思想之中，成效显著。
至金朝后期，宣宗南渡，元兵入境，国家存亡之时涌现出大量忠心报国之人，其篇章可见于《金史》忠义传。
总之，金代的儒家教育很大程度上对政治统治起到正面的辅助作用。
忠孝观的“孝”
生活在中国北疆之地的女真人早前尚无孝道观念，《大金国志·初兴风土》载“其亲友死，则以刃剺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又“死者埋之而无棺椁”对逝去的亲人既无棺椁又无墓碑。
随着对汉制学习的深入，儒家思想教育的推行，五常观念的教化作用愈发显著。
中原思想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开始逐渐被女真人所接纳，金朝中期时孝道观念俨然改变了民众的生活。
金朝中期以后，女真统治者为了达到统驭臣民，抚育万邦的目的，更加注重孝道观念的传递。
金世宗曾多次教导皇太子“吾儿在储贰之位，朕为汝措天下，当无复有经营之事。汝惟无忘祖宗纯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
令其牢记祖先淳朴之风，即便立为储君也当重视孝道。
大定十四年世宗复与皇太子及诸亲王提及孝义之道“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佑。”着重强调孝应是人行为准则之根本，能践行孝道之日自会得到上天庇佑，具体应做到“汝等宜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
皇太子与亲王们是宗亲贵胄，世宗此举希望他们可以加深对孝道观的理解，日后以身作则，为天下百姓起到表率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