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培洪，一位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历经情报战线，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开拓者。从军工制造到外贸经济，再到金融领域。他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时代的塑造者，用自己的一生，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了全部的力量。

1905年，曾培洪出生在常熟虞山的一个大家族。尽管家族在他父亲这一代逐渐没落，但仍能维持富足的生活。曾培洪自幼聪慧，6岁进入私塾，8岁就读于中西学堂高等小学。14岁小学毕业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跟随学长学姐们参与抵制日货的游行，从此踏上了追求进步的道路。

中学时期，曾培洪深受《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思想愈发激进。一篇离经叛道的作文激怒了老师和学校的老先生们，险些被公开处刑，好在校长惜才，只是将他开除。

大学期间，曾培洪亲眼目睹了国共两党携手发起的大罢工，被两党的革命热情所感染。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英国人的血腥镇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曾培洪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革命队伍。党组织安排他在上海从事工人工作，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1926年，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上海党部计划领导工人起义。但是，起义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缺乏武器弹药。组织找到了曾培洪，鉴于他大学所学的土木工程专业与化学有一定关联，便委以他制造炸弹的重任。

曾培洪没有丝毫犹豫，他在地摊上购买了相关书籍，潜心自学。经过半个月的艰苦钻研和试验，他成功制造出了炸药和手榴弹，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提供了关键的支持。这些自制的军火，成为了我党武装斗争的第一批重要物资，曾培洪也因此迈出了他传奇人生的重要一步。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为了应对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周恩来领导成立了中央特科，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曾培洪被任命为中央特科交通科科长，负责共产国际与各个苏区之间的联络工作。

当时，联络工作急需无线电设备，但共产党手中却没有现成的电台。组织再次将希望寄托在了曾培洪身上。他再次展现出了非凡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通过购买英文书籍和杂志，仔细研究无线电技术，并经常前往电器公司和洋人商店观察学习、购买零件。

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曾培洪成功制造出了收发报机，不仅解决了党组织的通信难题，还通过出售部分电台赚取了经费。

国民党很快察觉到共产党拥有了电台，于是与租界巡捕房联合，利用定向电台进行侦查。为了应对敌人的追捕，曾培洪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他要求同志们断绝社会关系，尽量减少与家人的联系，收发报时间选择在夜深人静之时，并且电台随拆随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长期的地下工作让曾培洪对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他清楚地知道哪条路可以避开追踪，哪个拐角适合隐蔽和撤退。这种对城市地形的熟悉，为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给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上海的情报组织严重受损，曾培洪等人被迫转移阵地。他被派往莫斯科学习，本计划进入东方大学深造，但却遭到了王明的诬陷。王明散布谣言，称曾培洪与顾顺章关系密切，未来可能背叛革命。在这种无端的指责下，曾培洪失去了进入东方大学的机会，只能前往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工作。

面对不公，曾培洪选择了用努力和成绩证明自己。他刻苦学习，专注于无线电技术的研究，并撰写了一篇名为《发信菱形天线》的论文。这篇论文一经发表，便在苏联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凭借着卓越的研究成果，曾培洪被苏联通信科学院评选为七位无线电专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被命名为“李强公式”，并被收入苏联百科词典，成为无线电领域的重要理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曾培洪心系祖国，毅然回到延安，担任军工局局长。延安地处黄土高原，条件艰苦，但曾培洪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如陕北的棉花可用于制作硝化棉，黄土岗中的铁矿和煤矿可用于炼铁，羊油可提炼甘油制作硝化甘油，木头可烧炭等。

为了适应八路军游击作战的特点，曾培洪的战友沈鸿花费半年时间，研制出了一套可移动的机械组，集车床、铣床、刨床、钻床四种功能于一体，只需两头骡子就能运输，一头牛就能驱动，实现了一边游击一边维修装备的创举，堪称“马背上的工厂”。

军工局的同志们还通过钻研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学习武器制造理论，并亲自动手实践。他们用废材制造枪管、钻眼机车、子弹芯机，用旧钢盔制造无名式马步枪，用硝化棉制造手榴弹，用铸铁制造掷弹筒、迫击炮。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工厂甚至能够利用铁轨等废旧钢材制造武器，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朱德总司令经常与前线部队打招呼，让他们扒铁路获取钢材，以满足后方工厂的生产需求。

从1939年到1943年，延安军工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共生产步枪9758支、子弹220万发、手榴弹58万多枚、掷弹筒1500枚、82迫击炮3.8万发、地雷上千万枚。不仅如此，随着产能的提升，军工局还开始涉足民用产品的制造，为纸厂制造造纸机，为药厂制造制药器械，为医院制造血清离心分离机、消毒锅，为广播电台制造发电设备等，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曾培洪本以为自己会继续在无线电领域深耕，但组织的安排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时，新中国需要与苏联开展外贸合作，引进苏联的156个援助项目。外贸工作不仅需要懂俄语，还需要具备技术和军工背景，同时由于经常参与外交场合，必须有情报工作经验。综合考虑，曾培洪成为了最为合适的人选，他被任命为外贸副部长。

初到莫斯科，曾培洪便面临着诸多挑战。驻苏使馆人手短缺，许多经办人不懂俄语，甚至汉字书写都存在错误。曾培洪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要承担起培训使馆人员的任务，拿着《人民日报》为他们补习文化知识和语法。

在与苏联的贸易谈判中，曾培洪展现出了卓越的谈判技巧和智慧。苏联的援助项目并非无偿，需要进行艰苦的价格谈判。曾培洪利用自己在苏联的科研经历和人脉关系，深入了解苏方的成本底线和市场行情。

他让工作人员将收费项目逐一列出，与世界均价进行对比，并在谈判中巧妙地亮出自己的身份——《发信菱形天线》的作者。这一身份让苏方代表对他刮目相看，气势上矮了一头。凭借着充分的准备和精准的谈判策略，曾培洪成功地为国家争取到了合理的价格，每一分钱都花得恰到好处。

在外贸工作的同时，曾培洪还积极参与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并兼任所长。1955年，他凭借在科研领域的杰出贡献，当选为中科院院士。长期与苏联打交道的经历，让曾培洪敏锐地意识到，过度依赖外部援助并非长久之计，必须加快国内的自主研发。他一边积极推动与苏联的合作，一边密切关注西方的产品市场，为未来的发展布局。

1960年7月16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纷纷撤离中国。许多关键设备无法到位，国内众多工厂面临停工的困境。曾培洪迅速做出应对，一方面积极与西方国家接触，利用西德、日本、英国等国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在西方对中国的禁运政策下，巧妙地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急需的设备；另一方面，他大力督促国内企业加快自主生产，填补设备缺口。

为了解决与西方交易所需的外币问题，组织再次找到了曾培洪。尽管金融领域与他的专业背景相去甚远，但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当时，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着世界货币格局，美元与黄金挂钩。曾培洪通过中联部收集的大量关于美元的公开新闻资料，敏锐地察觉到美国货币体系存在的隐患。

曾培洪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布雷顿森林体系迟早会崩溃。他向周恩来总理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建议中国抄底黄金。在他的推动下，中国逐步将持有的外汇兑换成黄金。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果然破产，金价暴涨。

曾培洪的这一决策为国家赚取了巨额财富，他将低价囤入的部分黄金换成外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了大量设备，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生产发展。据估算，这一操作给国家带来了三十多亿美元的收益，而前一年中国外贸出口的总规模才36亿美元，曾培洪的金融智慧和战略眼光可见一斑。

晚年的曾培洪，虽然工作依旧忙碌，但相对轻松了一些。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他发现美国有一种深受欢迎的饮料——可口可乐。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饮料在中国可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如果国内能够引进生产线，不仅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能减少对外国供货商的依赖。

在他的推动下，可口可乐生产线进入中国，多年来，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价格，成为了无数消费者喜爱的饮品，也为中国的饮料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996年9月29日，91岁高龄的曾培洪在北京家中安详离世。在他的葬礼上，后人播放了他生前最喜爱的《国际歌》，以缅怀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曾培洪的一生，是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转战情报、无线电、化工、军工、广播、外贸、金融等多个领域，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每一项功绩，都足以让一个普通人骄傲一辈子，而他却集众多辉煌于一身。

他并非拥有超能力的穿越者，他只是一个心怀祖国和人民，在时代的召唤下，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奉献给国家建设的普通人。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勇往直前，不懈奋斗。

文字来源：小牧phenix的视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