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一路势如破竹的北伐军攻克了孙传芳占据的南昌和九江,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随后力排众议,直接就把大本营设置在了南昌,同时加紧了与帝国主义势力、江浙财团等国内反动势力勾结的步伐。
随着1927年3月发生的一起“三·二三事件”,蒋介石引起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众怒。
见此情景,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奋笔疾书,在南昌写出了一篇讨伐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内容当中写道: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顿时引起了轰动。
蒋介石和汪精卫
1927年4月3日,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罗亦农、李立三等人联合撰写了一份《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意见书,并且呈报给中共中央。
1927年4月9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又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面刊登发表,更是引起巨大反响。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庐山居住,当他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通缉郭沫若。
随后,蒋介石在庐山相继接见了戴季陶和江浙财团,决定实施“清党”政策。
几天之后,在蒋介石的密谋之下,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了,他们以“清党”为由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导致大批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人士血流成河。
1927年4月15日,看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紧跟蒋介石的脚步,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以及革命群众。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位于南京丁家桥的江苏省议会大厅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典礼,正式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
直到这个时候,中国大地上已经存在了三个政府,分别是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张作霖的北平北洋政府,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实施的“清党”政策下,共产党人被迫转向地下开展工作。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赶赴九江,准备组织共产党控制之下的部队前往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同时发起“南昌起义”。
由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已经彻底站在了汪精卫一边,中共中央企图拉拢张发奎发起“南昌起义”的计划破灭。
于是,李立三等人提出建议,即使没有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支持,也应当在南昌独立发动一次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
很快,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还专门成立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即将发起的“南昌起义”。
1927年7月27日,在陈赓的陪同之下,周恩来秘密从武汉出发,经过九江,赶赴南昌。
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20军军长贺龙和第24师师长叶挺也率领部队向南昌聚集。
直到这个时候,“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决定把起义时间定于7月30日晚上。
在动员将士们的大会上,周恩来庄严地向大家说道:“我们这次起义是被敌人逼出来的,若不起义,我们就没有出路,这次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除此之外,前敌委员会决定依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任命贺龙兼任代理“南昌起义”总指挥,叶挺兼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担任参谋长、郭沫若担任政治部主任。
此时的贺龙虽然还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但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道:“我完全听从党组织的话,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随后,刘伯承就拟订出了一份作战计划,其中明确了“南昌起义”的具体部署。
由贺龙率领的第20军负责攻打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首先占领江西省政府,然后歼灭大营房等处的敌军,同时警戒南浔铁路,封锁赣江水道,阻止敌军的增援部队。
由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负责攻打南昌卫戍司令部,歼灭贡院、匡庐中学、新营房、高升巷等处的敌军。
由朱德率领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三个连的学员们负责永和门一带的警戒。
1927年7月29日,身在九江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接连发来两份电报,他在电报当中再三嘱咐说:“先不要打响南昌起义,等我到了南昌以后再做决定”。
第二天一大早,张国焘匆忙来到了南昌,马上主持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
张国焘对大家说道:“我们应该尽力拉拢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参加起义,否则的话,我们绝对不能发起南昌起义,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必须要坚决执行。”
周恩来
张国焘的话音刚落,立即遭到了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强烈反对。
经过一番辩论,张国焘始终无法跟前敌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原定于7月30日晚上发动“南昌起义”的计划泡汤了。
眼看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跟张国焘吵得不可开交,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再也看不下去了,他使劲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站起身来,气愤地对张国焘怒吼:“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派我来到南昌,是让我主持发动南昌起义的,你现在这样百般阻止南昌起义,这样的话,看来我只能回去了!”
1927年7月31日上午,“南昌起义”的原定时间早已错过,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依然在跟张国焘进行激烈辩论,而张国焘的强硬态度一度让会议陷入了僵局。
汪精卫夫妇
眼看“南昌起义”因为张国焘的阻止即将面临流产的时候,前敌委员会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的紧急电报,电报当中写道:
“张发奎已经参加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反共”会议,彻底投向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
与此同时,张发奎也分别向贺龙和叶挺发来紧急电报,命令他们两人立刻率领部队撤回九江,参加“清共行动”的作战任务。
不仅如此,张发奎还下达一份命令,要把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内部的共产党员全部清除,并且列举出了一批通缉的共产党员名单,恽代英等人名列其中。
得知“联合张发奎一同参加南昌起义的计划”已经彻底破灭,张国焘只好选择退让,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最终,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做出决定:南昌起义正常实施,时间改为8月1日凌晨四点!
1927年8月1日凌晨,起义的枪声骤然响彻了整个南昌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亲自指挥起义军按照原定计划攻打城内的各个目标。
参加“南昌起义”的阵容也是非常强大,除了周恩来、叶挺、恽代英、李立三等人以外,一共走出了后来的六位开国元帅和三位开国大将。
六位开国元帅分别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20军军长贺龙、起义军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前敌委员会军委书记聂荣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5师第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5师第73团第3营第7连连长林彪。
三位开国大将分别是: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3师第6团第1营营长陈赓、起义军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粟裕、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5师第75团第3营第11连代理连长许光达。
“南昌起义”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壮举,在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制造的白色恐怖当中,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对于这次“南昌起义”,贺龙曾经在《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当中这样写道:
“这次南昌起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是真正拥护孙中山总理的主义和政策的行动,我们此次的革命行动即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
随着“南昌起义”的打响,标志着共产党开始独立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表明了革命党员不畏强暴,以及坚持革命的坚定信念。
然而,虽然“南昌起义”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是并不代表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
“南昌起义”结束之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迅速采取了镇压政策,迫使起义军不得不撤离刚刚占领的南昌。
张发奎
尽管“南昌起义”是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但打出的旗帜依然是国民革命军,反对的是国民党反动派。
在“南昌起义”爆发的二十多年之后,毛泽东曾经做出这样的总结:“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北洋新军,第二代是黄埔军校培养的军队,第三代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前身是红军。”
而关于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军队,毛泽东这样说道:“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第一代的那个军队的命,有许多人都是亲眼看过,或者是亲身经历过的,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周恩来总理是当时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就在当起义军被迫放弃刚刚占领的南昌开始南下的时候,有人却率领数千人的起义军悄悄离开了。
然而,除了悄悄离开的起义军以外,也有人正在日夜兼程的追随起义军的脚步,他就是陈毅。
“南昌起义”打响的时候,陈毅并不在南昌,当时的他正在跟随武汉军校前往南昌的途中,但是走到九江却被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缴械。
当陈毅日夜兼程赶到南昌的时候,发现起义军已经放弃南昌进行南下,他又匆忙在后面追赶。
终于,陈毅在抚州追上了起义军,周恩来感慨地对他说道:“你终于来了,让你干的工作都太小了!”
陈毅回答说道:“什么小不小的,你叫我干指导员我都干,只要能抓武装就行!”
1927年8月7日,就在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同时,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并且决定“坚持实施土地革命,发起武装起义”的方针。
为了策划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第七次来到安源,并在安源的张家湾主持召开了“秋收起义”军事会议,参加这次军事会议的有安源、萍乡、莲花、醴陵、浏阳等地的共产党负责人。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对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作了详细部署,同时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第1团、第2团和第3团,共约五千余人,师长为余洒度,副师长为余贲民。
毛泽东的计划是,让第1师兵分三路直插潇湘,目标是攻占长沙。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为“秋收起义”挥笔写下了一段诗歌: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头,国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压迫重重,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私,露需一声暴动。”
在“南昌起义”的时候,起义军打出的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而在“秋收起义”发动之前,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提出:“鉴于国民政府已经变成压迫和屠杀民众的工具,这次起义不应再使用国民党的名义,而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得到了众人的采纳。
于是,参与“秋收起义”的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五角星加镰刀头”的军旗,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参谋长何长工、副管杨立三和参谋处长陈树华一起在修水商会的一间厢房里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旗帜。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也在“秋收起义”前夕与毛泽东完成会合。
卢德铭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营以上级别的将领几乎都是共产党人,当他宣布将要参加“秋收起义”的时候,全团将士一片欢声雀跃。
卢德铭
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和卢德铭的领导之下,在湘赣边界发生的“秋收起义”正式打响,由于与国民党军队的实力相差悬殊,致使起义军遭受到了巨大损失。
见此情景,毛泽东当即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把起义军转移到国民党军队政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浏阳的农村山区。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最终放弃攻打长沙,转战到文家市镇的农村山区发展革命力量。
第二天,毛泽东率领起义军向文家市镇撤离,却在江西萍乡的芦溪镇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当中不幸遇难。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无奈之下,毛泽东只好改道湖南,决定前往湖南开展武装斗争。
毛泽东
1927年9月25日,起义军在芦溪镇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防线,撤退到了莲花县彭家坊。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表示宁冈县有中共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可以带领起义军去找他们。
随后,起义军攻下莲花县城之后,毛泽东再次召开了紧急会议,他力排众议,决定改变把起义军带到湖南的计划,转而把起义军引向井冈山。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仅剩下不足千人的起义军转移到了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此时的将士们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有的部队当中甚至出现了营长、连长相继逃跑的现象。
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做出决定,将原先的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部队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倡导官兵平等。
毛泽东在三湾村的这次改编,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1928年4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之后,在井冈山上升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旗帜。
“秋收起义”开创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新局面,把武装夺取政权和土地革命结合了起来,开辟了在农村开展斗争,凝聚革命力量,以及“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成为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