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范，你小子怎么还不走啊？＂我抱着档案袋，看着王班长急匆匆跑来。营区的梧桐树开始飘落黄叶，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萧瑟的味道，远处钟楼的钟声敲响了三下。
＂再等三天，家里有点事。＂我低头踢着地上的小石子。
1985年的秋天，整个大院里都洋溢着即将退伍的兴奋劲儿。我叫李建中，老家在安徽农村，眼看着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收拾行李离开，心里头直打鼓。
前几天老家来信说爹病倒了，我就跟连长请了个假，想着等家里情况稳定再走。那封信被我揣在兜里，摸了一遍又一遍，信纸都快被汗水浸透了。
王班长递过来一根烟，是难得的＂大前门＂：＂瞧你愁眉苦脸的样子，像个怨妇似的。＂说着掏出火柴帮我点上，＂可得抓紧啊，过几天新干部就要来接管营区了。＂
烟雾缭绕中，我望着操场上零零散散的身影。那些曾经一起训练、一起打靶、一起在食堂打饭的战友，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
记得入伍那天，老爹扛着锄头从地里赶回来送我，满脸的泥土都来不及擦。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攥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临走时拍着我的肩膀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爹我没啥本事，就盼着你能有出息。＂可这会儿他躺在病床上，我却还在这儿耽搁，心里头像压了块大石头。
晚上躺在床上，听着蟋蟀的叫声，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小时候，爹总是天不亮就去地里干活，晚上回来还要去砖窑帮工。那时候我问他累不累，他就笑着说：＂不累，咱家还等着你念书呢。＂
就这么一等，还真让我碰上了要接管营区的张向东。那天早上太阳刚出来，我正在打扫营房，就见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干部站在门口，手里捧着图纸比比画画。
＂同志，你觉得这间房改成教室怎么样？采光不错啊。＂他的话让我一愣。看着他走近，我才发现他的衬衫袖口都磨白了，裤子也起了毛边。
原来张向东是来筹建技校的。他说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好时候，各行各业都缺技术人才。一边说一边掏出个破旧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计划。
＂你看啊，这边可以搞机械加工，那边可以办电工班。现在农村孩子最缺的就是一技之长。＂看着他说计划时眼睛发亮的样子，我也跟着兴奋起来。
要知道，那会儿能有个技术在手，就等于握着一把金饭碗。我们村就有个学了电焊的，一个月能挣好几十块钱，羡慕死人了。
＂小李啊，我看你在部队表现不错，要不要留下来当老师？＂这句话让我心里一震。张向东的眼睛透过那副老花镜看着我，目光炯炯有神。
回家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张向东的话。坐在摇摇晃晃的长途汽车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庄稼地，想起自己曾经也在那里挥汗如雨。
站在老家那个破旧的土坯房前，我深吸了一口气。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看见躺在床上的老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的心一下子揪起来了。
＂爹，我想留在部队那边的技校当老师。＂我鼓足勇气说。老爹手里的烟袋锅子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啥？不回来了？＂老爹一下子坐起来，剧烈地咳嗽起来，＂你娘都给你相中对象了，村长家的闺女，多好的姑娘啊！人家可是初中毕业呢！＂
院子里的老母鸡咯咯叫着，我低着头不说话。这时候隔壁王婶探个头过来：＂哟，建中回来啦？听说要分配工作呢，咱们砖厂正缺人手呢，工资可不低。＂
最后是我妹妹帮我说了话：＂爹，让哥去吧。哥要是能当老师，那多有出息啊！比在砖厂强多了。＂她上学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每次说起这事，眼圈都红红的。
就这样，我回到了营区。学校刚开始确实不容易，破旧的营房漏风漏雨，设备器材都是东拼西凑来的。我和几个留下来的战友，白天跑工地学技术，晚上挑灯备课到半夜。
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就躺在操场上看星星。想起老爹年轻时候也是这样仰望星空，不知道他现在身体好些了没有。
周晓梅就是这时候来的。师范毕业的大学生，爱笑的姑娘，说话温温柔柔的。她来的第一天，我正在修理破损的课桌，一抬头就看见她站在门口，阳光照在她身上，像是带着光环。
看我们这帮大老爷们手忙脚乱，她主动帮着收拾整理。那双白净的手很快就沾满了灰尘，可她一点都不在意。渐渐的，我发现自己总往她那边瞟，心跳也不由自主地快起来。
可我没敢表白。家里还催着让我回去见那个村长的闺女呢，老爹的身体也时好时坏。每天晚上，我都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徘徊，不知道该怎么办。
直到有天晚上，周晓梅送给我一件毛衣：＂天冷了，自己织的，可能不太好看。＂那件深蓝色的毛衣歪歪扭扭的，却让我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
第一批学员来的时候，大多是附近农村的孩子。王德明就是其中一个，家里穷得叮当响，学费都是借的。来报到那天，他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手里攥着皱巴巴的钱。
这孩子争气，学什么都快，我就特别照顾他，没事就带他到工地实践。看着他一点点进步，我就想起自己当年的梦想。
可日子刚有点起色，周晓梅却要调走了。她爸是市里的干部，给她安排了更好的学校。听到这个消息，我整整一夜没睡，在操场上走来走去。
我站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攥着准备送她的手表，怎么也开不了口。那是我攒了半年工资买的，虽然不是什么名牌，但是我觉得挺适合她。
＂建中，我不走了。＂没想到她先开口了，＂我已经跟我爸说了，这里有你，有咱们的学生，我哪也不去。＂那一刻，我感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们的婚礼就在学校礼堂办的，简简单单。战友们、同事们、学生们都来了，操场上支起了几张桌子，大家伙儿热热闹闹地吃着花生糖。
连我爹都笑得合不拢嘴，拉着周晓梅的手说：＂闺女，比村长家的还好。＂妹妹在一旁抹着眼泪，说她终于有个姐姐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学校也越办越大。我和周晓梅有了自己的家，生了个调皮的小子，整天在学校里跑来跑去，让看门的老李头头疼不已。
1995年的夏天，我们组织了一次老学员聚会。王德明开着桑塔纳来了，已经是市里机械厂的工程师。还记得他刚来时那个怯生生的样子，现在却穿着笔挺的西装，说话也利索了。
那天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起当年的往事。有人记得漏雨的教室，有人说起没有课本只能抄笔记，有人还模仿我讲课时的样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周晓梅拉着我的手，轻声说：＂咱们这些年真值得。＂我点点头，望着操场上那棵郁郁葱葱的梧桐树，想起十年前那支点燃的烟，那个改变命运的决定。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选择，就能让轨迹完全不同。要不是那年晚走的三天，要不是遇见张向东，要不是留在这所学校，要不是遇见周晓梅，我的人生该是另外一番模样吧。
夜深了，校园里只剩下虫鸣声。我和周晓梅并肩走在林荫道上，月光透过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影子。远处的新教学楼巍然矗立，像一座丰碑，见证着我们这些年的付出与收获。
老爹去年走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说：＂孩子，你有出息了。＂他的手还是那么粗糙，但已经不再有力气了。我知道，他是含着笑走的。
看着身边的周晓梅，看着操场上那棵从我刚来时就在的梧桐树，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人这一辈子，没有什么比找对了方向更重要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