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记载了赵高、李斯沙丘密谋的对话，虽然这是极为私密的事件，但结合多方面因素，我们可以理解司马迁获知相关内容的可能途径，以下从史料来源、司马迁叙事策略、史学与文学真实的平衡等角度进行详细论述。

秦宫档案的遗存：秦代有着严格的文书制度，从《史记·秦始皇本纪》“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能看出，秦始皇对政务掌控严密，日常各类政务都有详细记录。沙丘之变发生时，随行的御史、符玺令等官员按职责可能留存了部分相关记录。刘邦进入咸阳后，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这些被保存下来的秦代档案，极有可能成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参考依据，其中或许就包含与沙丘密谋相关的蛛丝马迹。

李斯狱中自辩的残篇：李斯被赵高构陷下狱后，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功绩，曾上书胡亥自陈。在这份上书中，很可能提及了沙丘之变的关键细节。尽管赵高“使吏弃去不奏”（《史记·李斯列传》），但这类文书有可能通过狱吏、门客等渠道外流。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有机会接触到汉代官府收藏的前朝文书，所以他也许从这些外流或被收藏的自辩残篇中获取到了关于沙丘密谋的信息。

口述史料的流传：秦汉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大量宫廷秘闻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比如赵高被杀后，其党羽（如女婿阎乐）的供述、子婴集团的反赵高宣传等，都可能形成关于沙丘之变的口述材料。司马迁年轻时曾壮游天下，“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太史公自序》），他在游历过程中，很有可能采集到了此类传闻，并将其作为撰写相关内容的参考。

因果逻辑的完整性：沙丘之变是秦亡的关键转折点。如果不详细揭示这场政变，就难以解释胡亥继位的非法性、赵高专权的根源，以及后续大泽乡起义等一系列事件的必然性。司马迁通过构建赵高与李斯的对话，将秦始皇暴毙、扶苏冤死、蒙恬被诛等事件串联成了完整的因果链，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秦朝从盛转衰的过程，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人物性格的戏剧化呈现：在《李斯列传》中，司马迁通过详细的对话生动地凸显了赵高的狡诈与李斯的犹豫。赵高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史记·李斯列传》）来威胁李斯的权位，而李斯起初“斯犹以为死孝”，表现出一定的忠诚和犹豫，最终“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这种文学化的处理虽然不一定是对话的逐字实录，但却非常符合人物的立场和历史走向，让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人物的性格和动机。

汉代官方的政治叙事：汉朝为了彰显取代秦朝的合法性，刻意强调胡亥得位不正与秦政暴虐。司马迁在汉宫档案中接触到的史料，可能已经带有贬秦的色彩。沙丘密谋的记载，既符合汉代意识形态的需求，也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提供了伦理依据，从政治层面解释了汉朝取代秦朝的合理性。

“实录”原则下的合理推演：中国古代史家秉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但当遇到史料空缺时，允许基于旁证进行逻辑推演。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史家叙事，贵于得其情状”，即通过人物性格、事件结果倒推过程。司马迁对沙丘密谋的记载，正是这种“情境重构”的典范。他结合已知的人物性格特点和事件发展的逻辑，合理地推演出了当时的对话场景，以保证历史叙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秘闻书写的政治隐喻：司马迁将赵高塑造为“阉宦乱政”的典型，李斯则是“持爵禄之重”的悲剧官僚。这段对话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更暗含着对汉武帝时期外戚与酷吏政治的讽喻。通过揭露秦代权力黑箱，司马迁实现了“述往事，思来者”的著史目的，借古讽今，希望能引起统治者的反思。

考古发现的间接佐证：现代考古为沙丘之变提供了旁证。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赵正书》记载秦始皇临终前召见李斯、冯去疾等人，与《史记》差异显著，这说明秦汉之际存在多种历史叙事。里耶秦简中的“迁陵以邮发洞庭”等文书，印证了秦代严密的文书传递系统，侧面证明了即使是密谋也存在泄露的可能，从侧面支持了司马迁记载内容的可信度。

司马迁对沙丘密谋的记载，是多重史料、政治叙事与史学逻辑的综合产物。它可能并非字字确凿的录音式实录，但通过历史情境的还原，揭示了秦帝国崩溃的内在机制，承载着对权力异化的永恒警示。